或许小说离家出走得太久了：小说抛弃了人物，抛弃了思想，抛弃了故事，甚至抛弃了情节，在一条自以为是的道路上，以踩高跷的姿态摇摇晃晃表演着个人的狂想和梦呓，全然不顾观者和读者的感受。2005年小说开始回家了，这是妥协，也是进步。妥协是作家的个人主义文学观受到了制约，进步是文学在螺旋式地上升。 长篇小说：名家冲刺经典 一如既往，长篇小说依然是该年度的重点和热点，2005年似乎是名家长篇小说作品大聚会的一年，这种创作周期的巧合，让2005年的文坛色彩斑斓，目不暇接。贾平凹的《秦腔》、曹文轩的《天瓢》、余华的《兄弟》、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东西的《后悔录》、毕飞宇的《平原》、阿来的《空山》、王蒙的《尴尬风流》、韩东的《我与你》、刘醒龙的《圣天门口》等，都不约而同地出版，让读者也让评论家在享受大餐的同时，有些消化不良。 这种创作周期的巧合，说明当代创作的中坚力量在聚集能量向经典冲刺，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作家们对自己的创作进行某种梳理和调整。这种梳理和调整表现在作家们对以往熟悉的生活和题材的“重写”，这种“重写”让乡村叙事在2005年表现得极为复杂和显眼。虽然多事的评论家在那里呼吁都市文学，但作家们一想到大动作就条件反射地回到他们的乡村。贾平凹的《秦腔》和《怀念狼》、《病相报告》等长篇相比较，在于放弃了都市和文人的叙述态度，而回到他熟悉和深爱的家乡。《秦腔》里有了大悲悯和大人道，是“知天命”之作。曹文轩的《天瓢》和毕飞宇的《平原》取材于相同的地域文化，也折射了他们个人创作的浓郁的个人记忆，《天瓢》那美好的意象不仅是《草房子》的延伸和扩展，也融进了新的价值观和人生感悟。《平原》在继承《玉米》优点的同时，对社会和人生的参悟也在努力进入新的境界。 名家们在回家的路上，几乎都回到了讲故事的叙述道路上。故事曾经是小说最基本的要素，但在前些年的小说革命和文体革命的风暴中被视为低能的小说技巧，也出现过像《马桥辞典》冲刺小说极限的“反小说”作品。余华的《兄弟》是让评论家比较意外的小说，和他以往注重理念、讲究文体韵味的做法相比，余华对自己进行了一次颠覆，这一次他追求的是“好看”。40万册的发行量说明他的目标已经实现，故事的魅力让余华体会到畅销的快乐。王蒙的《尴尬风流》和他以往汪洋恣肆的文风相比，是一次健康的瘦身。简洁，朴素，没有多余的修饰，注重细节和对话，几乎回到了《世说新语》和《阅微草堂笔记》传统文人小说的形式。史铁生是当代作家中讲究形而上意味且比较成功者，新作《我的丁一之旅》与他的《务虚笔记》相比，淡化了形式主义的文体色彩，也开始回归到人物命运的描写上，情节的生动性和细节的刻画更为生动感人。 东西的《后悔录》在2005年的小说中显得颇为卓尔不群。他在保持他以往对小说艺术执著追求的同时，融进了哲学、文化、人性的多重探索，而探索本身并没有放弃小说基本要素的创新。曾广贤永远处于后悔而不知忏悔的文化性格，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的诠释，是人物自身命运的写照。阿来的《空山》和《后悔录》一样，也不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讲述的是“文革”期间的荒诞故事，依循的是经典写作的路子。 这些名家的长篇小说新作显然厚积而发，史铁生、余华、阿来、东西、刘醒龙几乎都是十年一剑；王蒙的《尴尬风流》写了7年成章； 韩东的《我与你》改了三稿……在一个相对浮躁、文学市场骚扰作家心态的年代里，这些作家仍然保持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追求经典的理想。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出版市场还是对作家的写作有些制约。比如余华的《兄弟》上半部就匆匆出版了，阿来的《空山》也只是他花瓣式长篇的一部分。对广大的“粉丝”来说，提前出版的内容有解渴的功能，但作为完整的创作和阅读来说，总有些缺憾。当然，文学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有很多特例，《红楼梦》就是一部没有完成的经典，成了断臂维纳斯，反而流传下来了。而当代长篇小说历来就有“半部杰作”的宿命，余华和阿来的这次尝试，或许是对这一宿命的挣脱。 情爱小说：欲望的退潮与真爱的滋生 情爱小说是这些年小说的一个热点，与此相关的概念是“爱情小说”、“情色小说”、“婚姻爱情小说”等等，有时还涵盖到女性小说。前些年，一些新生代的作家被人称之为“欲望化写作”，指的是这些作家热衷于人性欲望层面的挖掘，并和商业时代的金钱幻想混合到一起，游走在城市的边缘，构成了五光十色的都市化景观。 这些伴随商业化浪潮在年轻一代身上产生的精神眩晕和欲望喧嚣，是对多年来文学重道轻情、重德轻欲的反动，也是市场经济的浮躁心态在小说里直接的表现。最典型的就是后来出现的“下半身写作”群体，他们将身体写作推向极至，写作被剥离了更广阔的社会内容，甚至超过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潜意识理论，潜意识变成了赤裸裸的性意识、性内容，身体至上、性至上取代了文学的丰富性。诚然，这对于多年被遮蔽的身体是个发现，但身体本身也是肉身，肉的内在含量也是有限的，肉的真正内涵并不是人性的本质。身体写作以及由此带来的下半身写作虽然很时尚，甚至很刺激，但有限的身体资源并不能让作家无限消耗下去，因而这种欲望化的写作热流必然会慢慢退潮。 2005年的情爱小说似乎在印证这一退潮，虽然小说的“欲望”痕迹仍在，“身体”也经常在场，但已经被另外一些呼唤真情、追求真爱的情爱小说慢慢覆盖。特别是女作家的创作的转向尤为明显，方方、严歌苓、迟子建、须一瓜、裘山山、乔叶、张慧敏、叶梅等写出了剥离了欲望控制的新作，在家庭婚姻情爱类小说中重现真情。方方的《中北路空无一人》（《上海文学》2005年第5 期）写一对父子的冲突和亲情，写生活的困顿和精神的矛盾，写小人物在困境中挣扎，显现灵魂的真诚和无奈。而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小说月报·原创版》2005年第6 期）是献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力作。它再现的是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似乎微不足道的一个角落：用尽撒泼耍赖之能事才赚得教堂庇护的秦淮河畔风尘女子，素来被自视正派者所鄙视、厌恶、唾弃，谁能想到她们会有舍身饲虎的勇气和拯救天使的辉煌呢？有点像《羊脂球》，但女性不只是简单的回归。须一瓜的《有一种树春天叶儿红》（《收获》2005年第2期）写爱得执著，所以充满怀疑，她就是陈阳里。处心积虑地摧毁了另一个女人的纯洁爱情，轰然倒塌的却是自己灵魂的底线。或许只有天堂才有美丽的爱情？乔叶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秀，她的写作显然受到过前些日子流行的写作理论思潮的影响，但一开始已努力超越身体写作的局限。她的《取暖》（《十月》2005年第2期），从人物格局上看是承袭了那么一种类型，一个是大年夜被父亲赶出家门流落到小镇上的、因强奸罪入狱而减刑出狱的年轻人，一个是镇上人带有暧昧语气谈论着的独身带女儿开着“小春饭店”的女子，但他们在大年夜的相遇，出乎意料的结局，如沐冬日暖阳的温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