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是一个小说的高产时代。据中国作协统计，20世纪80年代长篇小说的年产量不过100部，到了1997年和1998年，已渐升至800部左右，2000年以来，年产量高达1000部上下。来自互联网的调查更为惊人：2005年中国长篇小说的产量（含网络作品）至少可达3000部左右。这绝对不是夸张之辞。如果再加上中短篇小说，那将是一个骇人的数字。在此，若以有限的篇幅企图综论2005年所有的中国小说，不但难度极大甚至是可笑的，然而，若想说说进入我的视野的较为重要的小说现象，梳理它们所呈现的某些特质与走向，却也不是不可能。在这里，我尝试着打破长、中、短篇小说的界线，依其精神价值和文学意象谈一些看法。 2005年的文坛，一个醒目的事实是，众多名家纷纷捧出了新作，且大都为长篇小说：王蒙有《尴尬风流》、阿来有《空山》、余华有《兄弟》、贾平凹有《秦腔》、刘醒龙有《圣天门口》、王安忆有《遍地枭雄》、毕飞宇有《平原》、北村有《愤怒》、东西有《后悔录》、杨志军有《藏獒》、刘兆林有《不悔录》、曹文轩有《天瓢》、张者有《零炮楼》等等。2005年岁末的最后一周，有关方面宣布，铁凝的《笨花》和莫言的《生死疲劳》，闫连科的《丁庄梦》和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几乎同时出版了——版权页上可能署着2006年，但它们均完成于2005年则毫无疑问。这一年，名家是如此集中地竞相投身长篇写作，这规模以前还没有过，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长篇小说的热度不减和市场一定的支持度。 众多作品的审美意向缤纷多样，实难归并，但细加寻绎将不难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力图穿越欲望话语的时尚，着力从家族、地域、乡土、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角度，对民族灵魂状态进行多方位探究与考察，有的还试图寻求民族灵魂的强健之途。中短篇小说向来站在审美意识的前沿，最能体现中国作家新的美学追求；富有潜质的文学新人也往往首先从这一领域浮出。不少作品犹如战士手中的利刃，割开某种浮华的外衣，努力把生存中最深隐的痛楚和无奈展露给人们看。底层意识的强化是其明显特征。关注个体精神成长经验的“成长小说”依然占有重要位置，在“80后”作家那里，更有出色发挥。一些作品不约而同地由道德伦理层面进入了人性深层，这说明道德冲突在今天生活中是多么的不可回避。在我看来，这一切共同构成了2005年中国小说最显眼的风景。 突破欲望层面：由家族、乡土、政治文化进入民族灵魂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叙事中的欲望话语空前膨胀，这与市场化商品化城市化的背景直接相关。文学能否不满足于描绘世相的喧嚣、人欲的横流，以相对澹定的心态进入对民族精神的考察，进入道德判断，进入终极关怀，始终是考量其精神维度的重要方面。我们不能说，2005年的小说突变了面孔——一个年度不会有那么大变化，却可以说，努力穿破欲望化层面，向更深更广的民族精神的层面突入，却是一个重要的事实。一批作品共同关注中国乡土的精神生态，共同思考民族精神的当代生长，这是个特点。作家们的眼光广泛地审视着苏北平原，阿坝草原，荆楚大野，陕南僻壤。有趣的是，很有几位作家特别注重社会学的方法和地方志式的框架，有的表示要为家乡“立个碑子”，有的决心为某一个难忘的年代留下启示录。 毕飞宇因《玉米》和《青衣》受到读者喜爱，其长篇《平原》以饱满的细节，精简的人物素描，青春的骚动，土地的热力，人性的张扬，再现了政治高压下的1976年苏北乡村的真实生存，有浓厚的社会学的地方史意味，作者志在写风俗史，写地方秘史。端方是主要人物，从小随母亲改嫁到王家庄，与继父关系紧张，备受欺侮，本想逃离此地，后经卓绝努力，显示了男子汉力量，在村里有了地位，受到混世魔王朝拜，甚至得到知青出身女支书吴曼玲的爱恋。作品不是纵向地而是横向地展开，呈现了由生活内在逻辑展开的乡村生活，情节和人物叙述转换自然，是一部扎实的长篇。但《平原》同不少乡土长篇一样，在人物人格精神的描写中，缺乏充足的现代意味，端方甚至没有超越高加林的思想高度。作者沿袭《玉米》那种权力对人心的腐蚀和扭曲，刻画端方的“崛起”，这种权力本身的运作带有封闭性和腐朽性。对于商品经济历来较活跃的江浙，理应瞩目于现代型的人格的诞生。阿来虽写藏区，但其《空山》与《秦腔》\《平原》在精神生态的发现上有相近之处。阿来面对的是藏区神性变化之后的空山，人性灼伤之后的空山，是传统藏文化受到现代的以及异质的杂多文化影响之后人们无处安顿精神的文化之空山。正像现代人类无不苦苦寻觅精神家园一样，有着深厚宗教传统的民族同样面对灵魂归依的问题。 《秦腔》的“密实的流年式的原生态写法”遭到质疑是不奇怪的，“硬着头皮读秦腔”也非无稽之谈，但也不排除有人读得津津有味。问题在于，从《废都》到《秦腔》有何重大变化。我以为贾平凹从欲望的骚动、生命的颓唐渐归于生存的沉思、文化的根蒂。他所描写的那块底蕴深厚的乡土在某种意义上成全了他。《秦腔》当然是一种“发现”——发现传统的乡土中国正在消亡，它影响着民族灵魂。有的批评家认为夏风是作者的替身，而我认为，引生于贾平凹更有渊源，夏风是外在理性文明的替身，引生则是作者内心隐秘和本能之根的存在象征。秦腔更是一个象征，是秦人之声，民族传统之声，作者对它热爱、对它的式微惋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要刻一个碑，为了害怕消逝而写作。这部作品不妨看作是新一轮的文化寻根之旅。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偏重于批判国民性，新世纪的文化寻根，我以为应是在新的历史视野和精神视野之下，对实际上已进入世界一体化进程的中国，做新的发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