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马两国本土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注：“本土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初步界定为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的作家、学者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其中包括留学台湾、香港、中国大陆、美国、欧洲等地的新马籍作家、学者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以下简称本土研究)随着创作的复苏而更加活跃起来，加上它们与世界各地的文学交流日益频繁，至20世纪末为止，短短20年里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足以傲视世人。粗略统计，这些研究成果中除了数以百计的单篇论文之外，研究专著也高达几十本之多，这里的研究专著泛指已出版成书的专论、单篇论文集、资料汇编、学位论文、文学史著、参考工具书和文学选集等。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新马华文作家批评家的努力以及新马两地华人社团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两国先后成立的新加坡作家协会(1970年)、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78年)起了很好的领导作用，《蕉风》、《南洋商报》、《星洲日报》、《联合早报》、《新加坡文艺》、《赤道风》等文艺报刊则充当了研究阵地。另外，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通过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出版文集、提供发表园地等形式也为本土研究推波助澜并形成互动关系。 对新马本土研究所产生的研究成果大致归纳一下，可分为下列几个议题：一、对新马华文文艺报刊的研究；二、对新马华文文学发展的反思与展望；三、对中国文学与新马华文文学关系的论述；四、文学史的撰写与重写；五、其他论述。 一 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与华文报刊密切相关。华文教育、华文报刊是华文文学发展的两大支柱。对华文文学发展而言，华文报刊既是它的发表阵地，又是它的资料保管所。因而，文学史家和资料搜集者非常重视华文报刊，在史论中，他们一般都将华文报刊纳入研究视阈。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史稿》(上中下卷)中将1919年至1942年即战前的马华文学发展分成四个时期：萌芽期(1920—1925)、扩展期(1925—1931)、低潮期(1932—1936)、繁盛期(1937—1942)。在论述每个时期的时候，必先评介当时的文艺刊物，如在扩展期里，他分节将当时的主要文艺刊物《南风》、《星光》、《荒岛》、《洪荒》、《椰林》、《瀑布》、《星火》、《荒原》、《曼陀罗》等等逐一作了介绍，为后面的作者与作品、文学运动与文艺论争的阐述作准备，文艺报刊成为他把握文学史实描画文学运动轨迹的基础材料。 20世纪80年代后，本土研究者对华文文艺报刊研究愈加重视，出现了专门研究文艺报刊的论著。如1980年，杨松年与周维介出版了他们的合著《新加坡早期华文报章文艺副刊研究(1927—1930)》。在此书里，他们先对1927年至1930年的新加坡报章文艺副刊作了综合论述，然后分别对南洋商报的《文艺周刊》、南洋商报的《洪荒》、新国民日报的《荒岛》、星洲日报《野葩》以及《草野》、《前景》、《文艺工场》、《现代青年》予以评介。其中，他们对1927年至1930年的新加坡报章文艺副刊所作的综合论述非常有价值。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位文学史家对一段时期的文艺副刊作过如此宏观的把握。他们不但对1927年至1930年代出现的主要报章文艺副刊作一总的简介，而且还尝试着对这些副刊的编刊宗旨、编排方式、文艺的方向以及作品与作者的基本情况给予归纳总结。比如他们将“编刊宗旨”综纳为以下几点：1、替新加坡这块文艺荒地作点工作；2、建设南洋色彩的文艺；3、以文艺反映时代、服务大众；4、以文艺涵养娱乐；5、鼓勇前进，创造新生，有利于人们清楚地认识当时编者的编刊理念。而对“文艺的方向”把握上，他们认为有两方面值得注意：1、南洋色彩的提倡；2、新兴文艺的提倡。实际上就是对当时两大文学思潮“南洋色彩文学”与“新兴文艺”的阐释，并为这两大文学思潮找到了结合点，即都强调“地方色彩”。这本专著的后半部附录了十份文艺副刊的作品编目，如《绿漪》作品编目、《瀑布》作品编目、《曼陀罗》作品编目等等，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资料线索，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稍后出版的《战前新马报章文艺副刊析论(甲集)》(杨松年著)在某种程度上是《新加坡早期华文报章文艺副刊研究(1927—1930)》的补充论述。在这本书里，杨松年择取了七种有特色且有重要文学史价值的刊物加以评介，例如新马新文学萌芽期的副刊《南洋商报》的《新生活》，新马第一份新文艺副刊《新国民日报》的《南风》，新马第一份戏剧副刊《新国民日报》的《戏剧世界》，北马第一份诗刊《南洋时报》的《诗》，早期中马文学的重镇《益群日报》的《枯岛》，北马卅年代初期的新文艺副刊《光华日报》的《绝缘回线》，新加坡卅年代初期的新文艺副刊《南洋商报》的《压觉》。杨松年为了挖掘这些文艺副刊的史料价值，做了大量的汇编、考证与分析的工作。 1988年，周维介出版了论文集《新马华文文学散论》，其中收集了三篇他对文艺刊物研究的文章，即《从〈南风〉看新马华文文艺的雏形》、《新马华文文学的温床——二十年代的学生文艺副刊》和《飘落热带的雪花——本地早期诗刊〈雪花〉》。与杨松年做法一致，周维介在此也主要是为了挖掘这些刊物的文学史价值。可以发现，杨松年与周维介的报刊研究主要集中于战前时段，这个时段的文艺副刊不是散佚就是尘封，对它们进行史料爬梳非常艰苦，然而其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却是不证自明的。 20世纪90年代后，方修出于对《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的修补，出版了《马华文学史补》一书，其中补充了战后初期以及紧急状态时期的文艺副刊和文艺杂志的介绍，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对新马华文文艺报刊的单篇论述也陆续发表了不少，其中马仑的《〈蕉风〉扬起马华文学旗帜(1955—1993年)》[1] 和姚拓、小黑、朵拉三位《蕉风》的编者合写的《四十年来的〈蕉风〉》[2] 两篇文章值得重视，它们都是对新马华文文学史上坚持时间最长的文学期刊《蕉风》的评述，虽然角度不一，但都分别概括了《蕉风》38年和40年来坚持多元化和开放性的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奖掖后进，扶植文坛新秀，并通过出版文学丛书和主办各种文艺活动、文学讲座，为新马华文文坛走向繁荣立下汗马功劳的历程。而张永修的《从文学杂志的处境谈末代蕉风》[3] 则从文学杂志的不景气联系到1999年《蕉风》的停刊，对末代《蕉风》的编辑团阵容、编辑特点、作者群像、版面构成以及它的附属刊物《少年蕉风》作了简要介绍之后，表示了对《蕉风》停刊的遗憾，期待着“蕉风出版基金会”的成立，早日盼回“老朋友”《蕉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