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从《青年》杂志创刊的1915年9月,到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召开的1949年7月间创刊、发行的文学期刊。略早于1915年9月创刊,但在《青年》杂志创刊前后具有若干影响的刊物,也酌情述及。所谓文学期刊,应该包括纯文学期刊与“准”文学期刊两大系列:纯文学期刊指发表各体文学创作(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电影文学等)、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文学译介、民间文学、儿童文学等作品的期刊;“准”文学期刊主要指由文学家参与策划、编辑、撰稿、发行的,开设专栏或以相当篇幅发表文学类作品的综合性、文化类期刊,以及主要刊登书目、刊目、书评、刊评、读书指导、读书札记、出版消息等书评类刊物,摘登文化—文学类稿件的文摘类刊物。各高校学报如无文学类刊名则一般不再述及。不包含非铅印的刊物。不包含主要发表电影、戏曲、美术、音乐、摄影等艺术类作品的刊物。仅存刊名,其他情况无法叙录的期刊,原则上不予述及。这当然是一个界定困难的范畴,宽严之间出入极大;但在确立更为妥帖的界定尺度之前,我们只好姑且暂时试用,一面征求批评,一面在使用中不断完善或更新。 一、宏伟驳杂的现代文学期刊景观 笔者所见和时贤叙录的现代文学期刊,大约在3347种以上。这是一幅很难用简短的文字描述的极其宏伟又相当驳杂的文学景观与出版景观:从刊期看,有不定期刊,丛刊,年刊,半年刊,季刊,双月刊,月刊,半月刊,旬刊,周刊,五日刊,三日刊,日刊……;从发行时间看,有的仅出1期,或被禁停刊,或自行消亡,有的则延续数十年,出版数百期,例如《东方杂志》的刊龄就长达45年,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从1921年1月算起,一直坚持到1932年1月日本侵略者炸毁出版该刊的商务印书馆为止,刊行时间在10年以上。1932年创刊,由陈
一独自一人编辑的《青鹤》杂志,也居然历时5年,出满114期;从出版地域看,除去京、沪两大中心外,还有南京、重庆、桂林、武汉、广州、长沙、昆明、延安、西安、香港、长春、济南、青岛、苏州、张家口、厦门、台北、台南等大中城市,福建的福州、永安,安徽的阜阳、立煌,浙江的黄岩、金华,广东的梅县、汕头,四川的乐山、灌县,云南的腾冲、丽江,江西的上饶、泰和以及晋察冀、晋东南、晋西、晋冀鲁豫、华中、东北等根据地,海外的新加坡、马来亚、东京、纽约等华人主要居留地,也都先后出版过影响或大或小的文学期刊。从办刊模式看,有出版集团办刊,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北新书局、文化生活出版社、泰东图书局、拔提书店等大中型出版机构;有党政军机关办刊,如共产党的《新青年》、《中国文化》,国民党的《前锋月报》、《文艺月报》,新四军的《抗敌》,十九路军的《挺进》等;有个人出资办刊,如朱湘的《新文》,曾孟朴、曾虚白父子的《真美善》,黄宁婴、陈残云、陈芦荻、黄鲁、鸥外鸥等的《诗场》等;有外国人办刊,如“孤岛”时期的《华美周报》、《上海周报》等;有商业集团(非出版性质)办刊,如上海永安百货公司创办的《永安月刊》等。……其卷帙之浩繁,数量之庞大,情况之复杂,变迁之频仍,堪称中国文化史、文学史、出版史上仅见的景观;以至迄今仍无一部比较翔实、确切、收罗完备的现代文学期刊的工具书问世——这实在是事出有因的。 这些期刊,作为历史的载体、时代的记录,多方面、立体化地反映着中国30多年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特别是文学的变迁,同时,它本身的发展流变,就沉淀着非常丰富的规律,值得后人认真地梳理、寻绎、归纳、提升。 图1告诉我们,期刊出版发行越早,散佚的概率越大,今人所见的刊物,与当年出版、发行的状况,必有相当的差异,所以必须采用“文化考古学”的方法,尽量设法通过合理的科学的推断,力求复原鲜活的历史原生态场景;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文学期刊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和丰富,文学期刊越来越成为国人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期刊出版、发行的数量大体上与日俱增,也是合情合理的规律性现象。如果按照传统的新文学三个十年的分期,那么这三个时段期刊的多寡是大不相同的: 附图
1915.9——1927.4,共创刊或续刊328种,约占9.8%左右; 1927.4——1937.7,共创刊1089种,约占32.5%左右; 1937.7——1949.7,共创刊1930种,约占57.7%左右——三个时段虽然略有长短,但可以大体上反映出现代文学期刊发展演变的某些基本规律。数量,当然不是评价期刊的唯一标尺,但可以是也应该是研究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参照系统。 图2可以显示出:北京和上海,显然是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两大中心,但情况也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上海是现代文学期刊的发源地,但在1919年五四前后,北京却一度后来居上,成为文化启蒙的大本营,因而也是文化期刊的大本营。1923—1924年间五四退潮,北京成为“寂寞新文苑,冷落旧战场”以后,文学期刊的创刊也开始进入低迷状态,与上海的势头未可同日而语。1927—1928年间,文学期刊与革命文学倡导的风气同车南下,上海再次成为文学期刊的中心,北京反而处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十五六年间,两所文化都城,都有自己的辉煌,但总体看来,北京毕竟持重有余,新锐不足,在文化大潮迅猛袭来时,远不及上海的弄潮时代,驾御文坛,呼唤乃至吸纳形形色色文化人物、文化信息的能量与容量。 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