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熟悉或喜爱苏童小说的人，都会在这个被许多人称之为文学式微的时代惊异于他的写作状态或叙事立场。数年来，苏童缘何会有如此绵绵不绝的文学叙事？并且，故事或人物在他的文字里为什么始终保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不曾枯竭？他又为什么会有这样长久的虚构的耐力和热情？不仅如此，我们还会在他近三百万字的写作中，清晰而欣慰地发现他写作的“坡度”或“弯度”，可以说，那无疑也是他在小说艺术探索上所体现出的上升的高度和难度，虽然其中难免也会有无法回避的“败笔”，但苏童对小说写作的激情甚至某种固执，更让我们体味到一个拥有自己艺术个性追求的作家对文学的信仰、信念和敬畏。我们是否可以由此推想：一个作家在写作中对自己的坚持和不断跨越，以及他所贡献出的文学叙述和美学形态的独特性，既是对时代生活的精心雕刻，也是对他时代文学的最好贡献，更重要的是，给予了我们对文学不衰的乐观和信心。 苏童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虚构对于他一生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虚构必须成为他认知事物的一种重要手段。”（注：苏童：《虚构的热情》，第219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 我们很早就已体悟到苏童是一位依靠灵感、激情和个人天赋写作的作家，他很早就充分地显示了想象、虚构和创造的能力，他之所以将虚构视为“他一生的工作”，并且“成为他认识事物的一种重要手段”，是因为他早已将小说写作当做是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这无疑是他从事职业小说写作的坚定而自觉的前提。 虚构不仅是一种写作技巧，它更多的是一种热情，这种热情导致你对于世界和人群产生无限的欲望。按自己的方式记录这个世界这些人群，从而使你的文字有别于历史学家记载的历史，有别于报纸上的社会新闻或小道消息，也有别于与你同时代的作家和作品。（注：苏童：《虚构的热情》，第219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 从以上的文字中，我们强烈地感到苏童写作的另外一些毫不讳言的动因：一是“记录”人群和整个世界的强烈欲望；二是要使自己的文字成为超越“历史”本事的叙述；三是试图摆脱所谓新闻对事物的“真实”记载；四是使自己的叙述区别于同代作家。我在近些年对苏童创作的思考中渐渐发现，苏童正在小说这种“虚构”的工作中实现着他虚构的梦想和叙述的快乐，而且虚构在成为他写作技术的同时也成为他的精神血液，不仅为他“个人有限的思想”提供了新的增长点和艺术思维广阔的空间，同时，虚构也使文字涉及的历史成为个人心灵的历史，同时，也是使自己在审美回忆中建立起来的生命气量不被吞噬。 而我们这里所感兴趣和要探讨的问题是，苏童是凭借何种艺术理想、道德活力建立起或是说创造出了他虚构的魅力也即小说魅力的？苏童的小说世界、叙事形式美学及其与生活的关系是怎样在他的写作中缘起、生发和不断延宕、生生不息的？苏童又是如何将个人的生活经验与对历史和现实的想象融为一体，呈现为种种超功利性的审美文本的？因此，我们仍从虚构这一小说的本质出发，进入苏童小说的叙事空间和审美视域，去寻找苏童“小说神话”的“原型”。 在苏童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季红真就曾以“极好的艺术感觉与非意识形态化的倾向，都表现出一种极为个性化的姿态”（注：季红真：《众神的肖像》，第16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的判断评价苏童。现在看，这种评价十分符合苏童创作的实绩。可以说，苏童的写作很少为文学潮流所裹挟，近年来，我们在他的小说中几乎看不到现实的文学潮流的流变背景。无论是长篇、中篇，还是短篇创作，都明显地保持他个人自觉选择的内在动因。小说独特的美学风格深刻地体现着个人自觉艺术追求的力量。而这种对个人创作大势的执著保持，显然是由苏童特有的艺术感觉和写作心性所决定的。在这里，我无意对苏童的小说做那种索隐学、考据学的分析或统计，但寻找和发现苏童小说文本生成的创作心理机制、文化语境，梳理和辨析出作家的情感体验与表现方式及其发生学层面，爬梳苏童“想象生活的方法”，肯定是一件有意义且有兴味的工作。 确切地说，苏童的小说写作是从一九八三年开始的，而且在一九八九年，也就是在他三十岁以前就“写出了许多杰出的文学作品”（注：《苏童王宏图对话录》，第3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著名的《妻妾成群》和“香椿树街系列”中的许多作品都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许多人认为，有影响、有价值、有生命力的小说中一定要有“哲学”，而对苏童来说，所谓“哲学”在他的作品里显然不构成叙述的动力。前文提到，苏童的艺术思维、艺术感觉中有极强的非意识形态化倾向，这似乎注定了苏童个人天赋中极好的文学感觉和想象力会发挥、体现到淋漓尽致的程度，而少有审美之外的种种束缚。所以，企图在苏童小说中搜寻当下“意义”或现实“启迪”是愚蠢的。写《妻妾成群》时二十六岁的苏童，绝少意识形态话语的缠绕，更多的是极其纯粹的虚构的热情，而这种虚构的热情则主要源于苏童个人的一种奇怪而奇妙的欲望：“想闯入不属于自己的生活”（注：《没有预设的三人谈》，《大家》1999年第3期。）。他的心理动因就是想“体会一种占有欲望，一种入侵的感觉”（注：《没有预设的三人谈》，《大家》1999年第3期。）。苏童通过他的大量小说，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独特的小说空间，并在自己虚拟的世界中体验着艺术的妙处。这个虚构的、虚拟的、虚幻的空间与现实生活则有着巨大的差异。有趣的是，这个小说空间并不是苏童个人生活的模拟。这样，虚构世界与现实生活产生了客观距离，“而且在感情上又恰恰投合，兴趣和距离导致我去写，我觉得这样的距离正好激发我的想象力”（注：《没有预设的三人谈》，《大家》1999年第3期。）。二十六岁的年龄和阅历产生一种强烈愿望，这就是想到他人身上体验一种东西，这种体验写出来就是小说，也就成为创作主体对生活、对不同空间的个人占有，尤其是一种精神上的拥有。我们正是在其中看到苏童“扭转”生活的能力。不难看出，这个时期苏童的写作“资源”和“资本”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童年、少年生活经验的回忆；二是阅读的影响；三是想象力的张扬，四是语言表现力的冲撞。这时的想象完全是建立在追忆、阅读基础之上的想象，而个人神奇的想象力越过直接的经验层面，附着于他敏感、丰富、细腻的语言载体而横空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