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史铁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文学家之一。他的写作进入现代汉语文学和诗学未曾到达过的领域。那里隔着一条河，河的那边是一片人迹罕至的思想飞地，史铁生从写作之夜出发，摇着轮椅，借助冥思和无与伦比的意志到达那里。史铁生记录这个过程写下的那些小说、随笔，是这个时代汉语思想界足以与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薇依等人媲美的思想录。 一位学者在谈到史铁生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时指出，“如果放长时间尺度——例如半个世纪，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来估量中国文化的发展，这部被人忽略的长篇小说，就会以其卓绝独特的品格，立在世纪之交的地平线上，成为一柱标尺：这个有着悠久文明的民族，可能已经开始新的艰苦寻求。”（注：赵毅衡：《神性的证明：面对史铁生》，《开放时代》2001年7月号。） 另一位学者对史铁生曾经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面前终于出现了一位作家，一位真正的创造者，一位颠覆者，他不再从眼前的现实中、从传说中、从过去中寻求某种现成的语言或理想，而是从自己的灵魂中本原地创造出一种语言、一种理想，并用它来衡量或“说”我们这个千古一贯的现实。在他那里，语言是神圣的、纯净的，我们还从未见过像史铁生的那么纯净的语言。只有这种语言，才配成为神圣的语言，才真正有力量完成世界的颠倒、名与实的颠倒、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颠倒；因为，它已不是人间的语言，而是真正的“逻各斯”，是彼岸的语言，是衡量此岸世界的尺度。……它理智清明而洞察秋毫，它表达出最深沉、最激烈的情感而不陷入情感，它总是把情感引向高处、引向未来、引向纯粹精神和理想的可能世界！……使逻各斯的真理自由地展示在他心里，展示在读者面前。（注：邓晓芒：《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第151—15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史铁生从自身的残疾，看到了人的残缺和人的有限性；从人的有限性思入了人的存在；又从对人的存在的追寻，抵达了对神在的仰望。他完成了从审美向伦理、向哲学，最后向宗教的跳跃。他为人的“不可能”的现实，敞开了一个无限的可能性世界。而这些非凡之“思”则是以“诗”的方式完成的。这为当下以至未来已经或将会被消费欲望引诱或刺激得失魂落魄的汉语文学与诗学，找到一条超越之路。 我以为史铁生的诗学是一种存在诗学。一方面，他确曾受到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深刻影响（注：参林舟：《生命的摆渡——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第175页，海天出版社，1998年。）；另一方面，我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存在”的：“存在”是“语言活动中发生的意义之在”。对存在的思考即对意义之在的思考。只有把握了意义之在，才有可能理解人的存在，即此在，因为人的存在，本质上即意义之在的历史性发生（注：参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七章，第14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当然，史铁生的存在诗学在思路和言路上可能与哲学不一样，它是倒过来的，他首先面临历史性的此在，并由此在出发去追问和追寻那个意义之在，再反过来让此在的意义得到澄明。 史铁生的存在诗学是以生命体验为逻辑起点的。他是从常人难以遭遇的困境中感受到的体验出发，开始诗学之思，这决定了他诗学的走向、样态、品质、高度和深度。 二 史铁生诗学的逻辑起点，或者说那个生命体验为何？简而言之：极限情景。极限情景是存在主义的关键性概念之一。始作俑者雅斯贝尔斯用以指称人类生存中这么一些情景： 我们从未选择过它们，而它们却使我们面对“在此世存在”之彻底开放性和疏远性。……这些情景中最重要的有偶然、过失以及死亡。它们是人生不可逃避的，但又无法改善的状况。它们向我们的生活注入一种使人不舒服的对危险和不安全的感觉，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脆弱和无家可归。（注：詹姆斯·C.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下卷)，第694、686、638、690、634、619、61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显然，极限情景是一些威胁生存，又无法逃避，把人直接抛入无家可归的深渊性事件。 史铁生在21岁上遭遇了这样的事件：高位截瘫。他在《我与地坛》中说：“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然地残废了双腿”，突然成了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什么也找不到了”（注：史铁生：《我与地坛》，见《中华散文珍藏本·史铁生卷》，第8—9、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请注意这个时间：21岁，这是人生最美好的一切正在和就要展开的时候。如果是先天性残疾，或者是没有记忆之前已经这样了，也许史铁生不会如此剧烈地体会到命运的巨大偶然性和不公。不期而遇的苦难，从此把他残酷地锁定在轮椅上，将一个活蹦乱跳的生命囚禁于见方之地，绝望的高墙陡然间隔断了他的前程。灾难并未就此结束，五十岁左右他又患上尿毒症，双肾坏死，每三天去医院做一次透析。死神须臾不离地觊觎着他的生命。接踵而至的苦难，注定了史铁生——如果他要活下去——终生必须无休无止地撞墙。这是加谬《西绪福斯神话》里那堵“荒诞的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面对的那堵“监狱的高墙”，是安德列夫象征世界中“我和另外一个麻风病人”以胸膛撞击，用鲜血染红的那堵墙，也是史铁生笔下那堵神明般启示的墙、“伟大的墙”：墙永远地在他心里，构筑恐惧，也牵动思念（注：史铁生：《墙下短记》，见《中华散文珍藏本·史铁生卷》，第104—1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就这样，史铁生实际上成了萨特境遇剧的主人公，他面临一个致命的问题，即当年丹麦王子哈姆莱特曾经面临过的：是死还是活？也是存在主义哲学家认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判断人值得生存与否”的问题（注：加缪：《西绪福斯神话》，《加缪文集》，第624页，译林出版社，1999年。）。这意味着，史铁生必须在命运设定的极限境遇中做出“自由选择”——生与死的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