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在“双百方针”的鼓舞和苏联“解冻”文学思潮的影响下，我国文坛出现了一批“写真实”、“干预生活”的作品，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篇。这篇小说一发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和争论。《文艺学习》从1956年12月起，组织了关于这篇小说的专题讨论，连续4期共发表了25篇具有代表性的争论文章。《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延河》等报刊也载文开展讨论。讨论开始时，意见分歧很大，后来逐渐趋于统一，但是在1957年末，在“反右”斗争的背景上，这篇小说遭到了批判，而作者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当时围绕这一作品展开争论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1)这样的组织部真实、典型吗？(2)怎样看待林震和刘世吾？(3)作品的社会效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这些问题上，论者们有过很不相同的看法。例如，就有无这样的组织部这一问题，有人认为小说真实的反映了我们党委机关里的现实生活，人物和环境描写都具有典型性，有人则认为作品把党委机关写的一团糟，是严重歪曲了现实生活。又如，在分析刘世吾这一人物时，有人认为刘世吾是一个真实而深刻的官僚主义形象，有人却认为作者塑造的这个形象是不存在的，是对老干部的丑化。（注：关于50年代中期该作品论争观点的整理，参见於可训等主编的《文学风雨四十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争鸣述评》，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6月出版，第1至12页。） 用今天的眼光看，处在50年代中期意识形态语境中的评论者，无论持肯定态度的还是持否定意见的，大多不能摆脱政治功利或社会功利的实用主义文艺观。当他们以“真实”作为评价文学创作的标准时，实际上较少顾及作品本身、作品的实际，因为一种先验的社会历史观或人文信念造成了他们对文学创作审美机能的盲视。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观念发生根本性变化，王蒙本人创作有很大发展，变得十分丰富，为我们返视当代文学经典提供了新的视角，重读《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就是回到文本以发现意义的一个尝试。 从题目看主题与结构 小说原题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1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发表时，编辑部将题目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后来收入1956年《短篇小说选》及其他集子时，作者又将其改为原题。粉碎“四人帮”后出版的《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里也用的原题。可见王蒙用这个题目有他的用意。 两个题目的逻辑重音不同，作者的题目放在“年轻人”上，而改题是“新来的”。这样就牵涉到小说的视角问题。前者是内部视角(尽管是第三人称，但小说的基点是在林震身上，叙述是以林震为视角的)，在审美品格上，标明了小说的表现性，而主要不是生活写实。后者成了外部视角，从外面来看小说，不是小说自身生成的题目。如果说作者的题目是小说的眼睛(内部精神的窗口)，那么改换后的题目就有点像贴上去的标签。 更重要的是，改换后的题目与小说的“意向性”不合。在王蒙小说创作中，有一个贯穿到后来的冲突模式，即自我意识趋向与外部现实的冲突，同时也是某种人格类型与一种文化规则的冲突。在《组织部》这篇小说中，是一个年轻人的人生实现愿望，同以政治形式反映出来的传统文化规范(对个体人格的选择模式)的冲突和摩擦。这种似乎是个人理想和外部现实的冲突，贯穿了王蒙后来的很多小说，这也是王蒙小说为当代文学提供的一个解读中国社会冲突的重要的主题线索。 “年轻人”作为题目的中心词，这种自我定性在表层上有一点谦称的味道。但从真实语义看，它在王蒙小说中是一种人格类型、人格主体的代名词。以林震作为最先出场者，王蒙小说里有一个这样的人物系列：《布礼》中的钟亦成，《杂色》中的曹千里，《名医梁有志传奇》中的梁有志，《活动变人形》里的倪藻、倪吾诚…… 在《组织部》里，“年轻人”——林震，是这个小说的原发点，这篇小说是由他的感受、体验而产生的，或者说，小说的动机与意向性，都产生于林震的内心经验。这篇小说，如果说有事件，那么它是有一个心理事件；如果说存在心理冲突，也是一种心理和精神上的冲突。 小说的意向性决定了它的内在结构。小说以林震的心灵为端点，形成一个扇形结构。它有两极，一极是与韩常新、刘世吾的冲突，这是与机械力量的摩擦。另一极是人的纠葛，即与赵慧文的心灵感应，两者相遇引发的情绪波流。介于中间的是小说的表面的故事纽结，即麻袋场事件。 小说的两极在深层上是主人公欲念—生命原力的放射。冲突与纠葛都由他的内在世界外扩而发生。与韩、刘为代表的组织力量的冲撞，反映的是主人公的“功名欲”，同赵慧文的情感纠葛触及的是“爱欲”。最后，在外部压力下，功名欲战胜爱欲：革命工作战胜了朦胧的爱情，爱情让位于党的工作。 错读、误读及其必然性 错读是指当时首先不是把它当小说来读，很少从小说艺术、审美的角度去读小说，对小说(文本)缺乏“审美的注意”。或者说注意的不是“意味”，而是“意义”。评论者多从严肃的社会学和政治角度去挖掘它的含意、作用，考察它的社会效果，很少谈及小说的机智、谐趣、抒情性和戏剧化手法。今天看来，王蒙在那时就天才地运用了反讽手法造成小说的艺术张力。 错读的另一表现是把小说的虚构当成了新闻报道，用生活的真实性去要求小说的真实，给人物和事件坐实。而另一方面却又把对生活的实裁诬指为“影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