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作动机：思想启蒙 “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两三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1] (P19)。由此可见，赵树理从事创作的目的，乃是为了“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意即用科学的思想去驱除占中国当时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民兄弟思想上的封建意识，即进行所谓的“思想启蒙”。 从事创作之初，赵树理之所以认定思想启蒙这一目标，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的。 一是充满新道德的新文学引导其启蒙。赵树理的出生地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地处太岳山脉的南端，为崇山峻岭中一座小小的山城，离城关有一百二十华里，是地地道道的偏僻山村，甚是闭塞。所幸1925年，以第四名的优异成绩，赵树理考取了位于晋东南首府长治城的山西省第四师范学校。在这里，赵树理第一次接触了充满新思想、新道德的新文学，并很快为其所陶醉。在历经洋务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失败后，中国的先驱者痛感当务之急既非科学革命，亦非政治革命，而是思想革命。没有一场彻底的思想革命，革命即使取得了胜利(如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那也是暂时的，最后也不免以失败告终。因此，先觉者们为救国救民，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为旨归的新文化运动，大张旗鼓地宣扬“德先生”与“赛先生”。在思想革命滚滚大潮的裹挟下，文学界也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学革命，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学作家以笔为枪，以文为载体，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道德，积极鼓吹以人为本的“个性解放”思想，对被封建道德所桎梏的愚昧国民进行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新文学气象万千，当赵树理“含着眼泪看完了祥林嫂的悲剧，闰土的变化，阿Q的大团圆结局时，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尉迟村的‘老字辈’和‘小字辈’，想起了他们相似的遭遇和命运，他们同等的麻木和不觉悟。他想，要是让家乡的父老兄弟也听到鲁迅讲述的故事，使他们从中看清自己的面影，自己的不幸，自己的愚昧，他们必定会和自己一样觉悟起来，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抗争。一九二六的暑假，赵树理带着这样的理想和一大包书籍，兴冲冲回到家乡，准备实行他拯救农民的思想革命”[2] (P43)。由此可见，新文学不但启发赵树理走向觉悟，而且促使正走向觉悟的赵树理以此去觉悟那些仍在酣睡不醒的广大农民兄弟。当年的赵树理，对新文学充满着无限仰慕之情，走新文学那样的启蒙之路，正是赵树理所希望的。 二是为封建意识所笼罩的现实世界需要其启蒙。赵树理投身革命的年代，封建意识弥漫着整个中国，尤其是赵树理的故乡，封建思想更是根深蒂固，蛮风恶俗，骇人听闻，如与沁水相邻的翼城东山里，人们笃信有个东山大王是要享受初夜权的，所以在新婚之夜，新娘必须被叔叔哥哥等亲人按住，在众目睽睽之下让新郎为所欲为，而此时，围观者则是越多越好，因为人越多，东山大王就越害怕，如此新娘就可幸免于难了。在这一带，形形色色的宗教会道门更是多如牛毛，各以其五花八门的招数蛊惑百姓，广收门徒，赵树理一家就是“教派林立”，祖父、祖母信奉“三圣教道会”，母亲及其娘家信奉“清茶教”，父亲赵和清则迷恋于传统的阴阳卦术而不可自拔，而赵树理也曾和其前妻一道加入过“太阳教”。在这种愚昧文化氛围中，赵树理耳濡目染，深受其害，小小年纪便把《麻衣神相》、《奇门遁甲》等算命的一套背得滚瓜烂熟，16岁成亲后，甚至也装腔作势地对比其大一岁的妻子马素英摆起大丈夫的架子来，令其服从。封建思想甚至在业已建立民主政权的根据地也仍是大肆猖獗，如在婚姻问题上，父母包办婚姻仍是一种普遍的婚姻模式，以致发生赵树理名作《小二黑结婚》中二黑与小芹的原型岳冬至、智英祥那样的恋爱悲剧，更为可悲的是，面对岳冬至的悲剧，不但村里人不以为意，甚至连智、岳两家的人也觉得教训教训岳冬至是应该的，只是觉得不应该打死而已。由此可见，封建意识是怎样渗透于国人灵魂之中了。险恶的现实环境，让从封建营垒中叛逆出来的赵树理迫切感受到启蒙的必要。 三是博大的爱心决定其乐于启蒙。纵观其一生，赵树理始终有着一颗博大的爱心。早在童年时期，博爱的种子就播撒在赵树理的心田。“赵树理是个很听话的孩子，祖父叫他做的，他照行不误，不让他做的，他坚决不做。晚年的祖父，强调积福行善，不做亏心事。赵树理也都继承下来。他从小就养成了一种作善恶之行记录的习惯。在开头，是划杠杠，做了好事划竖杠，做了不好的事情划横杠。到后来，改成放豆子，做了好事，在罐子里放白豆，做了坏事放黑豆。修桥补路放三颗白豆，掩埋尸骨放两颗……在他的罐子里，白豆总是比黑豆多得多”[3] (P11)。可以说，在赵树理幼小的心灵里，善恶之念泾渭分明，善恶之行势同水火，在祖父的管教下，赵树理自小形成了对“善”的亲和力，对“恶”的离心力。乡风习俗是成就赵树理“善”之品格的又一重要因素。尉迟村原叫吕窑，唐太宗时，大将尉迟恭不满太宗迫害忠良的做法，打抱不平，杀了赃官，逃离京城长安，隐姓埋名，流落此地，并向村民密授编簸箕技术，后改村名以为纪念。村中建有尉迟庙，香火甚旺。尉迟恭刚直不阿、一身正气的人格风范，以及世人对尉迟恭的敬仰之情，也对赵树理博大爱心的养成起了极大的催化作用。赵树理这种自小养成的博爱之心，在其一举成名之后，始终保持完好，乐善好施是其一生不变的习惯，即使是在倍受摧残、行动失去自由的非常岁月，他也忘不了努力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路上碰到一块绊脚的石头，定要设法搬走，以免别人再绊倒；遇到一个拖着鼻涕的小孩，便会掏出手绢替那个莫名其妙的小孩擦去鼻涕，有时还给素不相识的拉屎的孩子擦屁股。”[2] (P11)正是这样一颗博大的爱心，使赵树理无法容忍千百万农民兄弟继续匍匐在封建重轭之下，促使其以文学进行思想启蒙，引导广大农民兄弟尽快觉悟起来、行动起来，积极争取幸福美满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