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母题是文学创作中的基本母题之一，在古今中外的许多文学作品中，父子关系较多体现为一种冲突与对抗，“父”作为秩序和固守的象征，而“子”则代表着变化与发展。在整个文化“生命”的演化过程中，“子”虽然脱胎于“父”，并实现了对“父”的延续，但同时又预示着对“父”的分离和超越。由此而产生的“父子冲突”具有恒定性，“父”对“子”的分离与超越进行限制，而“子”对“父”的限制又进行着抗拒。在文化层面上，“父子冲突”象征着对权威的维护与反抗，在形式上则表现为父子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 五四虽是一个反封建的“弑父”时代，但父与子的冲突在一些文学大家那里并未得以充分的挖掘与阐释，或是在文本中设置父亲的缺席以逃避这一冲突，如鲁迅的很多小说都缺少父亲的形象；或是将这一冲突弱化，曹禺剧作中的父子关系便呈现这一倾向。阅读曹禺的几部名剧，发现其在人物创作方面有模式化的特点，曹禺笔下的女性大多具有一种诗意的美，她们或是洋溢着生命激情、张扬着自我欲望，充满了现代气息，如蘩漪、花金子、陈白露；或是温柔贤淑、善解人意，讲求奉献与牺牲，具有传统的古典美，最典型的如愫芳、瑞珏等，然而不管是哪一类型，不管曹禺前后期对女性的审美发生怎样的转向，其笔下的女性在面临人生困境时的坚忍，即使是困在被天道捉弄、揶揄、毁灭的处境中，她们仍奋勇的抗争，焕发出人性力的美。然而与女性相比，曹禺笔下的男性是黯淡无光的。其笔下的男性大致也可分为两类，一种是“懦弱型”的男性形象，包括周萍、焦大星、曾文清等，他们缺少阳刚雄健的男性气质美，既无雄心又无能力，明显带有失意、落魄、萎靡不振的性格特征。他们无力、怯懦的关键就在于他们都缺乏精神上的独立人格以及敢于超越自身局限的胆识和勇气。另一种则是“权威型”男子，包括周朴园、焦阎王、曾皓等，他们的共同特点则是冷酷、专横、自私。前一种男性基本上都处于“子”的地位，而后一种都是“父”的身份，而曹禺对这两类男性无疑都是否定的。 由曹禺所设置的两类男性形象，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对立面的父与子，他们的性格特点是截然相反的，呈现出一种“强”与“弱”的反差，因而他们之间的冲突也难以形成一种对等的关系，缺少了一种斗争的张力。在曹禺的剧作中，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父子冲突”，个性软弱残缺的儿子们缺少了与父亲冲突的勇气与能力，作为“生命的空壳”，他们在对父亲的畏惧、服从中阉割了自己独立的精神人格。 《雷雨》作为一部反映家庭的戏剧，父子关系是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而这一主题是在父亲周朴园与其三个儿子之间展开的，这其中又以周朴园与周萍的关系最为突出。周萍与其后母的乱伦之恋，被看作是一种典型的“仇父恋母”情结，他甚至对母亲兼情人的蘩漪说过恨他的父亲、愿他死，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这样的话，应该说，周萍这时的仇父情绪是相当强烈的，“恨”、“死”、“灭伦”这些词语的感情色彩相当浓烈。可以说，周萍的这一乱伦行为是对于神圣父子关系的一种挑战与蔑视，是父子冲突开始进入一种对等的紧张阶段。但很可惜，这种紧张的冲突刚开始便结束了。一方面，传统伦理道德的强大压力，使得周萍处于深重的负罪感中；另一方面，周萍软弱的个性还不能与强大的周朴园形成抗衡，父亲的淫威使得儿子丧失了对抗的勇气。所以，我们会发现周萍的言行前后判若两人，曾发出“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的敢于挑战世俗伦理的青年，不久之后却无奈的表白“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并对以前的行为表示后悔，认为那不过是因为年青而说出的糊涂话而已。由对抗父亲到回归父亲，弑父的冲动在自身的软弱与伦理道德的压力下消解了，一场本来可以很有张力的“父子冲突”就这样萎缩了。 周萍在这场冲突中的退缩，根本还是在于其自身力量的软弱，外在的诸多压力只有通过自身才会起作用。既然周萍没有力量与父亲抗衡，那么周冲呢？很显然，他似乎更不具备这种力量。周冲这一人物身上，有着作者曹禺的影子，他善良、单纯，对人生、爱情有着美好的憧憬，对现实、社会的看法也较为天真幼稚。正如曹禺对这一人物的分析：“他藏在理想的堡垒里，他有许多憧憬，对社会，对家庭，以至于对爱情。他不能了解他自己，他更不了解他的周围。一重一重的幻念茧似地缚住了他。他看不清社会，他也看不清他所爱的人们。他犯着年轻人Quixotic(唐吉柯德式的)病，有着一切青春发动期的青年对现实那样的隔离。”[1] (P11)这样一个对周围充满关爱与同情的年轻人却讨厌自己的父亲，并且一向畏惧他，即使面对周朴园深情地问他：“你怕你爸爸有一天死了，没有人照拂你，你不怕么？”却依然面无表情，不为所动。但对母亲蘩漪，周冲的态度则截然不同，充满了依恋与爱戴，尽管蘩漪为了自己的爱情，向周萍宣称自己什么都不顾了，既不是周冲的母亲，也不是周朴园的妻子。但在周冲眼里仍认为母亲是天底下最好的母亲，并由衷的赞道：“您不是一个平常的母亲，您最大胆，最有想象，又，最同情我的思想的。”周冲的这种态度，也体现了一种典型的“恋母仇父”情结，他虽对父亲厌恶、疏远、冷漠，但作为精神个体而言，他是一个未成熟的、涉世未深的孩子，有着孩子似的空想，应该说，他只是一个寻梦者，而他渺茫、脆弱的梦想很快就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破灭了。另外，周冲的个性也不像蘩漪那样“雷雨”般的敢爱敢恨，从他在面对父亲问话时的闪烁其词，目睹父亲威逼母亲喝药后失却了向其说话的勇气，我们都可以发现，“驯顺”是他性格的本然特征，正如蘩漪后来骂他是“父亲的小绵羊”，这应是十分准确的。驯顺的“小绵羊”是没有力量与强者的父亲相抗衡的。 在三个儿子中，唯一具有相当的生命力与之抗衡的是鲁大海。鲁大海无论是对生父周朴园还是养父鲁贵都是极端厌恶憎恨的，有意思的是三个儿子都有着“仇父恋母”情结，鲁大海对母亲鲁侍萍是体贴爱护，充满着深情的。他与生父、养父都发生冲突，当然对养父的厌恶缘于他卑劣委琐的人品，而对周朴园的憎恨主要是因为阶级的对立。在周朴园与鲁大海之间的确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但这种冲突已不是纯粹的“父子冲突”范畴，具有了社会化的因素，作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代表，两者之间的冲突代表了阶级的矛盾。正是在这一点上，香港学者司马长风指责《雷雨》是“多面投机”的，以此来获得当时左翼文坛的认可。由此我们可以发现，《雷雨》中的三个儿子虽然都仇父，但“父子冲突”并未彻底完成，他们或是因个性的软弱中途放弃了，或是因自身的不成熟而无法建构，唯一有力量抗衡的，但这种强力主要是来自于背后的阶级。当然，即便是这种已经转换为社会学层面的“父子冲突”，儿子依然暂时的被击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