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诗及其理论诞生以来，研究者历来有两道相反的目光关注着它，其一是乐观的，重在发现新诗的成绩，持鼓励的态度；另一是忧患的，指出新诗发展的弊病，取鞭策的立场。尽管着眼点不同，双方对新诗现状的隐忧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新诗历史的一次次再阐释、再反思的标的是相同的，即把观照新诗的视线聚焦到一个点上——救赎。从这一角度看新诗研究，胡适诗作诗论研究不无典型性。由于对新诗造成的无法抹去的影响，使得胡适诗作诗论一直受到多方面的注意和未间断的研究，即使此后20多年，它们依然是被一再研讨的论题；在多侧面、多层次的批评、探讨之中，这一领域成为新诗研究具有较高的总结理论和指导创作的代表。 一 虽然胡适的新诗经典之作《尝试集》在不同的时代都遭遇“非诗”的品评，却也因此平添了被研究的趣味，成为新诗研究的一出重头戏。新时期刚开始，也许为改变新诗现状的研究目的还不明确，而意欲改换20世纪后半以来胡诗的文学史边缘位置的动机是显著的。当时涌现了一批评论《尝试集》的文章，如文振庭《胡适〈尝试集〉重议》(《江汉论坛》1979年第3期)、龚济民《评胡适的〈尝试集〉》(《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秦家琪《重评胡适〈尝试集〉》(《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蓝棣之《中国新诗的开步——重评胡适》(《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刘元树《论〈尝试集〉的思想倾向和历史地位》(《安徽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刘扬烈《重评胡适的〈尝试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吴欢章《论胡适的〈尝试集〉》(《艺谭》1981年第1期)等。这些文章感染着新时期的新气象，开设了一个新起点，从不同角度或清算了此前对《尝试集》非客观的评价，提出了应该如何运用公正的评判尺度的问题，进而肯定其内容、诗体形式诸方面成绩；或从新诗发展的历史角度认定《尝试集》作为第一部白话诗集的地位及其影响，例如，龚文指出“胡适的新诗创作活动，不仅是他个人的文学革命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也是整个‘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或从胡适的文学主张与“尝试”不可分入手，探寻胡诗取得积极成果的根源，讨论胡诗的思想和诗体解放的历史作用，如吴文详细、深入地考察了《尝试集》的思想内容、艺术特征(包括诗体、语言、形式、风格)及其成因，还将其同前后的诗界革命、南社和郭沫若的诗作进行比较，论述客观、翔实，为该阶段研究画上句号。概括地说，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运用社会学批评的方法，从主题思想方面认可《尝试集》反封建的积极意义，指出胡适的诗体形式革命是使新诗地位在诗歌史得以肯定的关键；更重要的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清除狭隘的阶级论观点，平整了新时期胡适诗作研究的场地。其中一个特点是思路徘徊于诗歌的外部，没有揭示新诗的独立性质，当然，这是时代氛围里的研究；从研究史看，这一步的工作显得很必要。这时，从肯定的角度研究胡诗，是对此前非公正评价的反拨，实际带有为新诗溯源的倾向。 进入1980年代后，胡诗研究逐渐分划为三个方向。一是关于《尝试集》能否作为中国新诗开山之作的论争，这可能是对前期“矫枉过正”现象的校正。相关文章有：林植汉《应当怎样评价〈尝试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文万荃《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辩白》(《四川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阎焕东《新诗的基石与丰碑——〈尝试集〉与〈女神〉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陈孝全《五四诗苑第一枝花——论胡适的〈尝试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孙宝成《〈尝试集〉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王吉鹏《胡适的〈你莫忘记〉是一首坏诗——兼谈〈尝试集〉的评价问题》(《北方论丛》1989年第4期)、胡明《“新诗老祖宗”》[1]、张全之《平行与互补：中国新诗的两大源头——重评〈女神〉与〈尝试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郭沫若学刊》1997年第1期)等，持《尝试集》不能作为第一部新诗集观点的林、文、王三文分别从思想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比较了《尝试集》与《女神》的优劣，指出只有后者才不愧为第一部新诗集。与此观点相反的胡、陈、孙三文仔细辨析了《尝试集》的主题、内容、技巧及创作态度等，认定尽管存在若干缺失，但它仍不失为新诗第一家。阎、张两文认为胡诗郭诗孰为第一的论争陷入了就事论事的窠臼，只有挣脱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捆绑，才有利于科学地认识对象。阎文从诗体、内容、创作精神等方面论证《尝试集》是基石，《女神》是丰碑。张文指证两者是独立平行的，分别代表了中国新诗的两大发展源流——说理的写实主义和抒情的浪漫主义。从对立双方的出发点看，该两文可能有调和的色彩；但它们毕竟跳出非学术理性争执的误圈。严格地说，这场争论仍属一元论思路制约下的立场分明的好坏、先后之别之辩。而争论促使研究者再思考什么是新诗的问题？新诗是白话文的应用，还是以白话表现的新思想？这已接近诗学至今仍探讨的——语言工具论与本体论问题。该争论有助于淘清新诗的源头，使其在时间、形式、内容等方面与旧诗划清界限。在此，对胡诗评价的分歧已现出端倪。 二是继续挖掘胡诗作为初期新诗代表所具有的质素。此时已过了新时期初期对研究对象满怀热情的阶段，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分析理路渐渐深入胡诗内部，结论也异彩纷呈。这方面研究文章有：吴奔星《〈尝试集〉新论》(《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康林《〈尝试集〉的艺术史价值》(《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姚丽《自古成功在尝试——从胡适〈尝试集〉说开去》(《西部学坛：昌吉师专、昌吉教育学院》1992年第1期)、马银翔《评胡适的〈尝试集〉》(《西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孙宝成《对胡适情诗的再审视》(《海南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沈寂《论胡适与诗体解放》[2]、黄钢等《胡适与中国新诗艺术》(《新疆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谢昭新《胡适〈尝试集〉对新诗的贡献》(《安徽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步大唐《评胡适的〈尝试后集〉》(《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朱文华《开风气的尝试——评〈尝试集〉》[3]、李丹《试论胡适白话诗的散文化倾向》(《西安石油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夏爵蓉《论胡适诗歌主张与诗作》(《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等。吴文是篇约2.4万字的长文，细致地引用胡适的文学史观和诗论材料，勾勒胡适的诗作从文言旧体到白话旧体，再到白话新诗的历史发展线索，进而首肯胡适作为白话诗先驱的功绩。康文采用语言学的方法，从艺术形式演化史的角度展露《尝试集》的整体价值，并探讨汉语抒情诗的文本结构是如何从古典形态过渡到现代形态的。该文的研究方法与此前大不相同，颇使人耳目一新，运用科学主义的理性工具开掘人文学科的心灵矿藏，似有不能活现后者艺术美之嫌，但这种尝试仍有其不可替代的功用。黄文指出胡适新诗艺术理论和创作的局限、失误及其形成的缘由。朱文论述了胡诗体由旧到新的变化，《尝试集》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及《尝试后集》的平庸之处。这一研究方向在诗歌体式、语言修辞、思想内容、艺术技巧诸侧面每有延展，逐步客观地指出胡诗的成就及缺陷。胡诗研究到此已达成一定的共识，值得肯定的有：首创白话语言形式之功，反封建等内容与时代同步，解放旧诗体、确立自由体，探索自然音节等；缺陷表现在：不是把诗作为独立的抒情艺术而是作为传播思想的工具，缺乏诗的艺术，模糊诗与文的区别，做诗的方法单一，音节仍有问题等。指出问题症结及产生原因，为后来者指示可直接攻克的堡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