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新时期散文期刊，重要的有《随笔》（注：1979年6月创刊，原为丛刊，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从13辑起，改由花城出版社出版；1983年第1期起改不定期丛刊为双月刊。先后由苏晨、黄伟经、杜渐坤主编。）、《散文》（注：百花文艺出版社主办，1980年1月创刊于天津。初署《散文》月刊编辑部编辑，1988年1月起先后由林呐、谢国祥、石英、郑法清、刘雁等主编。）、《散文选刊》（注：河南省文联主办的月刊，1984年10月由《奔流》杂志创办于郑州，后独立设制。先后由丁琳、卞卡、王剑冰主编。该刊1998年进行改版，每年举办一次“中国当代散文创作研讨会”，每年推出一次“中国散文年度排行榜”。） 和《中华散文》（注：1993年创刊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散文月刊。），此外还有福建福州的《散文天地》（注：福建省文联主办的散文双月刊，每年的《诗人散文专号》和《新生代专号》深受文坛瞩目。）、河北邢台的《散文百家》（注：河北作家协会、邢台市文联主办，1988年1月创刊。创办时为双月刊，后改为月刊，2003年改为上、下月刊，上半月刊为“精华版”，下半月刊为“选刊版”。先后由尧山壁、李景森、贾兴安等主编。）、湖南益阳的《散文诗》（注：湖南省益阳市文联主办，1985年底创刊，邹岳汉主编。） 等期刊。已经停刊的有《散文世界》（注：散文月刊，1985年1月创刊于北京。初由中国散文学会、作家出版社主办，1987年改由中华文学基金会、中国散文学会主办，1989年12月停刊。先后由林非、袁鹰、唐达成主编。） 等。近几年，由综合性文学杂志改为散文杂志的有贵阳的《花溪》（注：2001年10月，由青年文学月刊改版为专门刊登小品文的杂志，而且在封面上醒目地标出了“小品文”字样。） 和大连的《海燕》（注：2003年1月改版，在杂志封面上醒目地标示出“都市美文”的字样。）。散文杂志的兴衰与变迁，见证了90年代以后出现的“散文热”的气象。除了专门性的散文杂志之外，《收获》在90年代所推举的文化散文，也对散文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就我个人趣味而言，我最喜欢的散文杂志是《随笔》，这家在1983年就首发遇罗克的《出身论》全文的杂志，二十余年一直低调地坚守着一种推举独立思想的文化情怀。为了考察世纪交替年岁散文生态的变化，本章以新生的《美文》杂志作为典型个案，窥斑见豹地分析散文创作的文化语境及其审美流向。 1992年9月创刊于西安的《美文》杂志，鉴于当时的散文“靡弱之风兴起，缺少了雄沉之声，正是反映了社会乏之清正。而靡弱之风又必然导致内容琐碎，追求形式，走向唯美”，（注：贾平凹语，见《弘扬“大散文”——“94西安散文研讨会”纪要》，《美文》1994年第9期。） 怀着补偏救弊的初衷，标举“大散文”理念，力图“还原到散文的本来面目”，“复归生活实感和人之性灵”，“鼓呼扫除浮艳之风；鼓呼弃除陈言旧套；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注：贾平凹《〈美文〉发刊辞》，《美文》1992年创刊号。）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散文的复兴，都是反叛与革新既成文体惯例的结果。在十年的办刊历程中，贾平凹主编的《美文》(先后担任副主编的有宋丛敏、王大平、穆涛、陈长吟、安黎等)坚持不懈地为散文松绑，激活了散文创作。但美文的复活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就像唐宋时期终成正果的“古文运动”，经历了几代人连续的努力才成气候。尽管当前的散文创作一改十年前门庭冷落的局面，呈现出表面的喧闹，但虚假的繁荣更容易遮蔽深层的危机。正如贾平凹所言：“一切都在速成的年代里，韧劲和沉静方可有成就，而缺乏成熟的有体系的东西，所谓的‘大变’只能是大便。”（注：贾平凹《读稿人语》，《美文》1998年第11期。） 只有持续的“慢工”，才可能在根本上改良散文的土壤，使散文摆脱模式化、虚假化、工具化的局限，复活那种元气淋漓、自由酣畅的生机。 一、“不是像散文的散文” 说到“美文”，不免想起周作人《美文》中的话：“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面又分出叙事和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周作人希望人们以爱迪生、兰姆、欧文、霍桑等的美文为典范。其实，中国同样有自己的美文传统，先秦诸子纵横恣肆、逍遥自在的大境界奠定了高昂的基调，唐宋八家和晚明小品又以其独特的文体创造激发出新的活力。而骈赋对于形式美的过度追求最终变成了一种精神枷锁，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八股时文更是以其工具主义的内核改造着封建士子，严重地窒息了散文的活力。“五四”白话文的兴起以及西方思潮的涌入，为羁绊重重的散文解除了种种限制，鲁迅、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丰子恺、沈从文等文体大家的自由创造实现了散文的现代转型，确立了以个人性为核心的现代品格。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杨朔、秦牧、刘白羽的作品以诗化的笔墨表现时代精神，成为典范的时文，具有鲜明的模式化特征。进入新时期以后，小说和诗歌文体都通过对旧有模式的挣脱与突破，确立文体的独立性与当代性，而散文依然被笼罩在模式化和惯性思维的怪圈之中，处于一种尴尬的休眠状态，“那种流行的，几乎渗透到许多人的显意识和潜意识中的对于散文的概念，范围是越来越狭小了，含义是越来越苍白了”。（注：贾平凹《〈美文〉发刊辞》，《美文》1992年创刊号。） 面对当时散文创作的困境与沉沦，《美文》创刊时倡导“大散文”理念，呼唤具有大境界、大格局和大气魄的散文，企图突围。为了冲破当时千篇一律，陈陈相因的创作格局，《美文》积极地推进散文在题材、形式和写法上的多样化，扩展散文的外延与容量。教条化的、固定化的规律不仅限制了文体的创新，也束缚了作家的自由创造。正如伏尔泰所言：“几乎一切的艺术都受到法则的束缚，这些法则多半是无益而错误的。……荷马、维吉尔、塔索和弥尔顿几乎全是凭自己的天才创作的。一大堆法则和限制只会束缚这些伟大人物的发展，而对那些缺乏才能的人，也不会有什么帮助。对于那些参加赛跑的人，是不应该将他们的脚拴起来的。”（注：伏尔泰《论史诗》，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326-327页。） 为了激活一潭死水的散文现状，《美文》发表了不少生活中的实用文字，贾平凹说：“我们还有一个主张，把文学还原到生活中去，使实用的东西变为美文，比如政治家的批文，科学家的论文，商业的广告，病院的医案，诉状、答辩、启事、家信甚至便条。”（注：宋丛敏《〈美文〉创刊日记》，《美文》2000年第12期。） 创刊号发表了孙犁的《四月二十五日致贾平凹书》、萧乾的《〈围城〉启示录》、流沙河的《〈庄子现代版〉前言》、张艺谋的《〈红高粱〉导演阐述》和张伯海的《关于期刊的讲话》等，体现了《美文》在文体上争取有所突破的办刊宗旨。在1992至1994年间《美文》发表了不少文艺批评、序跋、书信和日记，而陆续发表的《菩提寺志》、《“四通”广告语》、《在欢迎美国客人会议上的致辞》、《老同学聚会上的开场白》、影视《石狮之谜》和《塔魂》的解说词、傅雷为1956年9月21日傅聪钢琴独奏会撰写的《乐曲说明》、荣海在新员工培训会上的讲话《商道与人道》和何开四的碑记《都江堰实灌一千万亩记》等等，都是被传统思维排斥在散文文体规范之外的文字。1994年，《美文》开设“小说、诗歌与散文的界限”专栏，邀请小说家和诗人讨论散文独立的文体风貌。《美文》拆除篱笆、开放园地的姿态，意在打破文类之间森严的壁垒，通过不同规范之间的冲突、碰撞与交融、渗透，衍生出适应新的时代氛围与审美心理结构的新文体。针对高建群“散文要清理门户”的说法，（注：高建群《散文要清理门户》，《美文》1994年第2期。） 贾平凹在《〈美文〉三年》中说：“在散文被总体上的靡丽柔软之风污染和要沉沦之时，需要的是有一股苍茫劲力，而不宜于什么‘清理门户’，寻纯而又纯的东西，那只会使散文更加穷途末路。”（注：贾平凹《〈美文〉三年》，《美文》199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