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朦胧诗之后的诗歌格局中,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一直是一支核心力量。无论是在198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中,还是在取得了坚实成绩的1990年代诗歌中,这一代诗人都担当着主要的角色。在新诗史上,还从未像在这代人中那样涌现出这么多才华卓异的诗人。联系到这代人精神生活上普遍简陋的起点,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当代精神生活史上一个巨大的奇迹。但是存在的逻辑在世纪末再一次显示出其吊诡的一面:这一代诗人还没有来得及作为一个整体登台亮相(第三代诗歌虽然以“代”命名,但也只吸引了这代人中的一部分诗人),许多优秀的诗人仍旧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迫不及待的一代新人已准备将他们送入历史的冷冻箱。进入1990年代中期以后,“70后”迅速成为文坛新宠,并以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占据了人们的视线。当这些比他们晚了整整一个年代的新人在文化市场上一夜闯红,不少1960年代出生、已有十多年写作经历的诗人甚至还来不及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付梓。 批评面对这代人的精神创造时的失语,既有这一代人的文化姿态方面的原因——他们的精神气质更多地倾向于内敛而非张扬,他们的文化策略与其说是功利的,不如说是超功利的——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这代人“精神本质上拒绝被‘命名’”(张新颖语)。对这代人的命名似乎只有参照他们前后几代人的关系才能勉为其难地进行。“第三代”是他们中一部分人的自我命名,但并未得到广泛认可;在一本最近的诗选中,他们被称为“中间代”;而有人干脆将他们称为“无名的一代”。与他们的前后几代人相比,这一代人都显示了某种特殊的性质。 不像他们的上几代人,我们很难给这一代人指明一个公认的共同特征。他们的价值理想从一开始就深深打上了个人烙印。他们也从未获得一种能够使他们互相认同的共同经历。不妨说,缺少共同特征正是他们最大的共同特征。对他们来说,个人的价值不是依附于“代”或集体的价值,而是由自我创造的。这正是他们自信的理由,也是他们成年后着迷于艺术创造的重要原因。这一代人不但拒绝被“命名”,而且也拒绝彼此之间的认同。他们不允许自我冰释于这种盲目的认同。他们的上几代人大多走了一个水流归海的过程,他们却努力挣脱大海的怀抱,还原为一滴水。对此,张新颖得出的结论是悲观的,他认为由于这一代人“没有旗帜,不能为某一目标聚集成一种力量”,因而“很难形成一种自己的话语系统,在文化上的自我认同,自我表达就极其困难,往往需要‘借用’其他几代人的方式来勉强凑和,常常言不及义”(注:张新颖的有关论述,转引自《“60年代”气质》(许晖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30页。)。 正如有人指出的,这代人身上“都有一种幻想的气质,漫游的气质,甚至梦游的气质”,“有着天生的、永恒的距离感”,从而使他们成了“历史的观看者”[1]。在他们前后的几辈人中,这代人似乎最缺少行动的渴望和热情。与其在盲目行动中耗尽精力,他们宁愿将激情挥霍在唯美的享乐中。这一切使得这一代人天然地具有诗人的气质。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小学课本中的几篇毛泽东诗词,竟唤醒了那个沉睡在这代人身上的诗歌灵魂,成为不少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写作生涯的起点。早期教育中的这种欠缺,固然对这一代诗人的文学修养产生了某种不利影响,但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个特殊的好处:在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中没有混入任何先入为主、模棱两可的成见。当这代人第一次与文学遭遇时,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我判断的能力,中外古今的斑斓的文学成果几乎同时地显现在他们面前,而他们空白的心灵状态使他们可以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平等地对待这些截然不同的文学传统。他们日后全面的兼收并蓄的文学修养便起源于这样一种看似偶然的契机。让我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这一代人的文学修养几乎完全是自我教育的结果,而这一过程紧密联系着他们追寻自我的精神历程。 这批诗人毋须成为一代人的代言人,他只要成为他自己、完成他自己就行了。这一代人的精神特质最易于催化诗歌的创造力。这就是为什么会从这一代人中涌现出那么多优秀诗人的原因。肖开愚、陈东东、韩东、吕德安、臧棣、西川、海子、骆一禾、张枣、黄灿然、桑克、王寅、哑石、清平、麦芒、潘维、黑大春、朱朱、周瓒、叶辉、丁丽英……个个名字都是那么掷地有声。 二 这代诗人开始其写作生涯之际,正是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来思想、意识空前活跃的时期。他们身历了开始于19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目睹了各种思想的交锋和激战。这样一种社会氛围,激发了他们日后对精神领域进行探索的潜在勇气,并提供了最初的动力。在文学上,那时正好是朦胧诗开始广泛传播并确立其文学史地位的时候。从中国当代文学和社会意识演化的过程来看,朦胧诗有两大功绩: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它唤醒了人的自觉;在文学层面上,它还是文学的自觉的起点。正是在这两个方面,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继承并大大发展了朦胧诗的传统,把一种从朦胧诗萌芽的写作的可能性,变成了一种灿烂的写作局面。 这一开始于朦胧诗的人的自觉化运动,通过这一代诗人的努力,演变成了一个推动当代诗歌发展的不断深入的文学的个人化进程。韩东通常被视为一场旨在颠覆朦胧诗的诗歌运动的领军人物,然而,他穿越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旅行还是起步于朦胧诗的历史的终点。在一篇早年的文字里,韩东写道:“只有作为人的真实的东西才是我们追求的对象……人在艺术中具有无可比的意义。作为人的真实是永恒的。”(注:韩东:《关于诗的两段信》,载《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第124页。) 这种对人在艺术中的意义的反复强调,恰恰是对北岛“想做一个人”的愿望的有力的呼应。当然,韩东在这里所指认的人,与北岛所呼唤的人,已有很大不同。韩东的人是一个强烈的关注着自身感受和经验的普通人,一个其社会归属模糊不清而对自我有着极其强烈的意识的人,他甚至就是这种极端的自我意识本身。而在北岛那里,人只有在一种明确的社会关系中才能确认他自身。与韩东所指认的人相反,这个人的社会归属十分清晰而自我意识却相当模糊和暧昧。显然,北岛并不关注人的具体的日常的生存状态,他更关心的是人的社会权利和一种被压抑的社会意识。为了与北岛的人相区别,韩东把他的那个人叫作平民,而平民在韩东那里的意思其实就是从其社会属性逃逸出来,回到自身的人。这样,在朦胧诗那里着力加以渲染的人的问题,在韩东这里转化成了自我的问题。而这可以视为这一代诗人一切艺术思考的起点。在第三代诗人那里,这个自我表现为夸张的大喊大叫,带着自我发现的歇斯底里的狂喜,也承受着疏离了社会意识的自我的无穷烦恼。在海子那里,他体现为与人类原始生命力的深刻关联。而对更多的诗人来说,他是“另一个我”、“另一种生活”。到了1990年代成熟的个人化的写作意识中,他变得安静、坦然,日益专注于自身的意识。而在更年轻的诗人那里,已没有人谈论自我或个人化,因为个人化已经是他们写作的前提。这是一个关于人的日益自觉化的意识不断内化为写作意识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