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17年文学中的文艺批评，承担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就文学创作而言，建国后17年的文艺批评起到了对文艺创作进行训诫与规范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文艺批评的训诫和规范，使得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几乎都经历了修改再版的过程，而这些修改主要是根据文艺批评提出的意见来进行的。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的这种奇特的性质，洪子诚先生论述道：“它(批评)并不是一种人格化、个性化或‘科学化’的作品解读，也主要不是一种鉴赏活动，而是一种体现政治意图的政治和艺术裁决，在许多时候确实演化为一种‘斗争’手段。一方面，它用来支持、赞扬那些符合文学‘规范’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则对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离异、‘叛逆’倾向的作品提出警告，加以批评、批判。毛泽东将文艺批评的这两项功能，形象化地概括为‘浇花’和‘锄草’。”[1] 对于建国后17年文学中的经典文本——《创业史》，“浇花”的声音成为主调，而批评家严家炎的质疑则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认识和塑造社会主义新英雄人物形象的文艺论争。可以说，《创业史》这一文本正是与其批评话语一起，共同建构了当代农村小说写作的典型范式。 一、赞扬：新的美学标准的确立 《创业史》出版以来，得到批评界几乎一致的赞扬。除了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度”与“广度”外，《创业史》的另外一个重要收获被认为是创造了一组达到“相当艺术水平”的人物形象。而在这些人物形象中，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被看作是《创业史》成就的最主要的标尺。冯牧认为，“在《创业史》众多的正面人物中，写得特别出类拔萃的，是英雄人物梁生宝的形象”，“在梁生宝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崭新的性格，一种完全建立在新的社会制度和生活土壤上面的共产主义性格正在生长和发展。”[2] 批评家都为梁生宝身上所具有的崭新的农民品质所激动。周扬在批评《三里湾》时指出，赵树理没有看到农民的革命精神与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在梁生宝的身上，这种“巨大力量”得到很好的体现。梁生宝的性格正是民间优秀传统道德与社会主义思想几乎“理想”地结合，他被看作是“十年来我们文学创作在正面人物塑造方面的重要收获”。与赵树理笔下的“新型人物”相比，梁生宝与社会主义制度有更为直接和紧密的联系，他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产生的理想的农民形象。这一形象的“成功”，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进入“当代”以来，新兴的文化领导权为巩固其意识形态地位而进行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对文学进行“等级”划分。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周扬等人的论述中，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认为是“当代文学”生成的直接源头，是对五四启蒙文学的“继续”和“发展”。之所以是“继续”，是因为五四启蒙文学的性质。在权威分析中，五四启蒙文学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一开始就向着社会主义文学方向发展的文学；之所以是“发展”，是由于“当代文学”解决了五四启蒙文学没有解决好的“文学与工农群众的结合”这一根本性问题。所以“假如说‘五四’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次文学革命，那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所引起的在文学事业上的变革，可以说是继‘五四’之后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3] 这种判断包含了“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等级关系。这种等级秩序形成的重要依据就是“当代文学”是和“最先进的思想、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相联系”，“过去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不能和它相比。”[4] 当代文学与社会制度的紧密联系，使它获得了文学等级秩序中的最高级别。文化领导权同时对“当代文学”提出了创作上的要求：当代文学应该创造出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新英雄人物。这样的人物应该与当代文学一样，与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相联系，具有最先进的思想。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批评家为梁生宝形象的出现而表现出的欣喜。因为“梁生宝是一个无产阶级化了的青年农民的高大而又真实的形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形象。他高大，他真实，他有光辉，正是因为他无产阶级化了，理想化了，正是因为他的步伐稳稳地踏在祖国农村的坚实土地上，他在现实斗争之中成长，他不是‘时代精神的单纯号筒’，也不是农民气质或农民意识的体现。”[5] 梁生宝具有以往的农民形象从不具备的社会主义品质。在《创业史》之前的农村写作中塑造的新人物形象，都可以看作是对梁生宝形象的铺垫和准备。与以往的农村“新型人物”相比，“无产阶级化了”的梁生宝自然应该处于人物典型的等级秩序中的最高级。 按照批评家的解释，梁生宝这个人物形象之所以充满了生命力，给读者一种崭新的感觉，是因为他干的事业是紧接着民主革命的崭新的社会主义事业，读者从梁生宝每一个胜利中都看见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可阻挡的力量，当然就更觉得这个人物形象充满生命力。在这种分析推理的逻辑中，人物形象的价值不在于五四启蒙文学所认定的“艺术价值”的高低，而是与人物所代表的先进的社会思想相联系。这里已经隐隐体现出文化领导权对批评话语的渗透，其目标就是要建立一套与写作方式、文本内容的变化相适应的、评价艺术典型的新美学标准。 可见，新的美学标准使梁生宝这类艺术典型，不仅从文本中获得生命力，而且从文本的外围、从人物与社会制度的联系中获得文化领导权的高度认可。这样，理想人物与一个时代热切的社会理想之间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对这样的艺术典型的价值及其等级意义发生质疑，就等于在质疑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动摇人们真诚的社会理想。所以，在对梁生宝的一片赞扬声中，严家炎先生对梁生宝这一人物典型的不同评价，引发了一场如何认识和塑造新英雄人物形象的激烈论争。 二、论争：启蒙话语对文化领导权的“偏离” 1961年至1964年，严家炎先后发表了《〈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形象》、《关于梁生宝形象》、《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等文章，对大多数批评家从梁生宝形象来肯定《创业史》的成就这一看法提出了质疑。他肯定梁三老汉形象的艺术价值，对梁生宝形象有所保留。这种评价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文艺论争，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众多批评家纷纷撰文进行反驳。这场论争围绕着两个焦点问题来进行：如何理解和评价典型人物的意义和价值；在塑造典型人物时，如何体现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