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新月派是一个有影响的文学流派。它曾为我国现代文学的建设，起过积极的作用。由于其主要成员，没有能正确对待左翼文艺运动，在大半个世纪中，它就一直被指为“反动”，并定其社会属性为“买办资产阶级”。这就使不少研究者以“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不敢走近和研究新月派。上世纪80年代，由几十家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收入的作家数以百计，曾出版过一两本薄薄的诗集或别的什么集的作家，也跻身在这两套丛书中，但没有胡适研究资料专集，也没有徐志摩、沈从文、梁实秋等人的研究资料专集。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中，有《文学研究会资料》，有《创造社资料》，有《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资料》，但无《新月社资料》或《新月派资料》。连2000年12月出版的16开本厚达一千二百多页、附图近百张的印刷精良的《上海出版志》，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的专题介绍，也有规模并不大的光华书局、创造社出版部、光明书局、昆仑书店的专题介绍，但没有新月书店。在该志的《大事记》中有十数字提及新月书店，但有错；在该志的《1843-1949年上海出版机构一览表》中有新月书店，在十数字的文字介绍中也有错。(本文后面还要谈到) 正因为对新月派缺乏研究，近年出版的胡适传、闻一多传、沈从文传、徐志摩传、林徽因传、邵洵美传等等对新月派的说法也各不相同，也不尽准确。 看来，对于新月派的研究，还得从最基本的史实入手。本文所谈的就是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的最基本的史实。 关于新月书店 1.新月书店何时成立？陈从周在1949年自费出版的《徐志摩年谱》中说：1927年“春与胡适之邵洵美等筹设新月书店于上海”。这说法后来为不少著作所沿用。直至2000年出版的《邵洵美传》还说：“1927年春”，“在上海办起了新月书店。”我以为，新月书店组成并开始运转是在1927年5月，根据如下：①1992年上海交大版《余上沅研究专集》中的陈衡粹《余上沅小传》中说：余上沅“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与胡适、邵洵美、徐志摩、梁实秋、饶孟侃等筹办新月书店”。“大革命失败后”的时间概念一般是指1927年5月以后。②梁实秋《悼念余上沅》中说：“十六年春，我们先后在北京结婚，旋即相继挈妇南返，比邻而居。不匝月，北伐军至，烽火连天，乃相率搭乘太古轮走避上海，真乃患难之交。北伐胜利，东南大学改为中央大学，上沅、欣海、寅恪与我皆在不予续聘之列。”1927年4月18日宣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接着是东南大学改为中央大学，接着是中央大学不再续聘梁、余等人，接着是梁、余等人决定不再回南京去。从这样的日程推算，梁、余参与组成新月书店必在1927年5月。③1927年2月起，随着北伐军北进，上海工人和海宁一带工农被发动了起来。徐志摩老家是富户，受到了侵扰。4月1日他在给一位英国朋友的信中称：“中国全国正在迅速陷入一个可怕的噩梦中，其中所有的只是理性的死灭和兽性的猖狂。”“今天是什么人掌权呢？无知工人，职业恶棍，加上大部分二十岁以下的少男少女。”徐志摩所说的这种局面要到“四一二”政变后才被镇压下去。使徐志摩有合适的环境和合适的心情去办新月书店，一般应在5月间。④胡适是1927年5月20日归国到上海的。他是新月书店最后拍板的人。⑤新月书店5月组成并开始运转后，6月29日、30日、7月1日在《申报》上连续刊登《新月书店开张启事》称：“定于七月一日正式开张。”那么，新月书店的正式成立日应是：1927年7月1日。 2.新月书店是哪些人创办的？陈从周《徐志摩年谱》说是“胡适、邵洵美等筹设”的。陈衡粹《余上沅小传》中说是“胡适、邵洵美、徐志摩、梁实秋、饶孟侃等办新月书店”。《邵洵美传》说是“徐志摩、闻一多、邵洵美、胡适、张嘉铸、饶孟侃、梁实秋、余上沅、潘光旦等”“办起了新月书店”。《上海出版志》则说是“梁实秋、徐志摩等开设新月书店”。1927年6月27日、28日的《申报》上连续刊出《新月书店启事》，署名的是：“创办人胡适、徐志摩、宋春舫、徐新六、张歆海、吴德生、张禹九、余上沅同启”。这份创办人名单当然是可靠的。前面所引的几种说法，只要对照这张名单，其错即见。但梁实秋也不在内，倒有点令人意外，他在一些回忆中以为自己也是创办人呢！还自称“我是书店的总编辑”，其实他只当过一段时期《新月》月刊的编者，从未当过书店的总编辑。新月书店开办时是实行股份制的。梁实秋《谈志摩》中说：“新月书店的成立，当然是志摩奔走最力，邀集股本不过两千元左右，大股一百元，小股五十元(现任台湾银行董事长张滋闿先生是一百元的大股东之一)。”梁实秋《〈新月〉前后》中也曾说：“筹备时期，大概是胡适之先生的意思，聚资集股要有限制，大股百元，小股五十元，表示民主经营的精神，一共筹到了两千元。我是小股东，只出了五十元。”既然实行股份制，是否有个董事委员会。好几个当事人回忆：胡适是董事长。既有董事长，必有董事委员会。8个创办人是否就是董事委员会成员呢？在8个“创办人”中，胡适自己是百元大股，还拉来江冬秀、胡思杜、张慰慈的各百元大股。他一人实际上是四大股。8人中4个工商界人士当然都是大股东；4个文化人中，余上沅当时经济拮据，可能是50元的小股东，但他是第一任经理，是应该在董事会内的。在新月书店的经营中，董事委员会是否起过决策性的作用，现在还没看到有关资料。 3.谁是新月书店的经理？陈衡粹《余上沅小传》、梁实秋《悼念余上沅》中都说新月书店筹组之初，余上沅是“经理兼编辑”。据谢家崧在《我记忆中的新月书店》中回忆：新月书店开办时只有四个工作人员：经理余上沅(兼编辑工作)、会计陈衡粹、出版兼校对蒋家佐、发行谢家崧。工作人员少而精悍，所以新月书店能在短时间内组成并运转。《新月》月刊第1卷第7期刊出《余上沅启事》：“启者上沅现已辞去新月书店经理及编辑主任，嗣后一切事务请迳向各负责人接洽为盼，此启。十七年九月七日。”余上沅1928年9月辞职后，由谁接任经理呢？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中说：“新月书店……起初是余上沅负责，由他约请了一位谢先生主持店务，谢先生是书业内行，他包办一切，后来上沅离沪，实际上仍然由谢先生主管，名义上由张禹九当经理，只是遥领，盖盖图章而已。”同文又说：“书店在光旦的长兄潘孟翘先生强勉支撑中也不见起色”，就结束了书店。但据谢家崧回忆，接余上沅的是潘孟翘，潘后才是张禹九。谢家崧《新月社始末我见》中说：“近年来有些文艺研究史料说新月书店的第一任经理是张禹九(寿铸)，是错误的。笔者是新月书店股东和创业人员之一，对这一事实自应予以纠正。张禹九也曾担任过新月书店的经理，但时间是1931年，在潘孟翘(潘光旦之兄)之后，那时新月书店发行所已从望平街迁到福州路了。”谢家崧就是梁实秋文中所说的“实际上由谢先生主管”的谢先生。他的回忆是对的。潘孟翘接余上沅任经理是在1928年至1930年间。潘之后是张禹九，任职在1930至1931年间。最后结束新月书店的人，固然不是潘孟翘，但也不是张禹九，而是邵洵美。徐志摩1931年5月17日致郭子雄信中说：“新月书店颇见竭蹶，邵洵美加入，更图再起。”约在1931年4、5月间，邵洵美在张禹九之后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