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鸳鸯蝴蝶派(以下简称鸳蝴派)一直遭到新文艺的非难。“五四”以来，新文学阵营对其进行了长期的批判，茅盾把它归为“金钱主义观念的文学”、“纯粹的封建思想的文艺”；郑振铎则称该派作家为“文娼”、“文丐”；新文学阵线群起而攻之。然而，这一产生于20世纪初，始终以趣味主义为旨归的文学流派，几度势危而又几度中兴，成了唯一横跨近现代两个时代，历时最久而流派特征又一以贯之的文学现象。其作品之巨、读者之众、影响之大，令新文学也为之侧目。可见鸳蝴派远非一个简单、片面的概念所能概括。 一 鸳蝴派文学发端于清末民初，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后是它的鼎盛期，上一世纪20年代几乎称霸整个文坛。新文学阵线和鸳蝴派进行了几次大的交锋，然而其真正有所衰减是在抗战时期。由于日寇的入侵，国土沦丧，全民激愤，读者很难再以闲情逸致来欣赏“卿卿我我”式的鸳蝴派情调。而这时的许多鸳蝴派作家也自觉走向抗战，用作品来反映现实、揭露现实。解放后，鸳蝴派属于改造对象，于是销声匿迹了三十多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又在文坛上鼎盛了起来，这就是当代通俗文学。 鸳蝴派文学题材繁杂，从总体上可分为五类：言情、社会、历史、武侠、侦探。其中以言情和社会小说为最多，影响也最大，言情小说多以悲剧告终，表现了一种有情人终不能成眷属的悲哀，这就是所谓的“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1] (P20)社会小说表现的内容较广，其主题大多是劝恶扬善。 相对于新文学而言，从文学观念方面看，鸳蝴派文学的政治功利性目的要弱些，商业性目的要强些；它的趣味更倾向于消遣、娱乐、游戏；创作方法具有明显的古典小说特征，模式化、程式化的倾向比较突出。由此可知，鸳蝴派是一个以社会言情小说为主，主张强调文学的消遣性、娱乐性和趣味性的通俗小说流派。它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通俗性。它的描写对象就是市民阶层。范伯群综合鸳蝴派的基本特征，把它概括为“中国传统风格的都市通俗小说”。较新版本的文学史也首次称其为现代通俗小说。 鸳蝴派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清朝以来的讽刺小说、人情小说、狭邪小说及公案、谴责小说等小说类型为鸳蝴派的发展铺就大道。而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鸳蝴派这一通俗文学流派的产生。尤其在辛亥革命后，西方的政治、经济、哲学、宗教、伦理、道德、文艺等思想如潮水般涌入了中国。殖民文化首先侵蚀中国的大都市，当时在商品经济畸形繁荣的上海，光怪陆离，五光十色，无奇不有。商品经济的发展为通俗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市场，于是，反映市民生活的通俗文学便应运而生。当时，多达130余种的鸳蝴派期刊，除了《琴心报》与《新声杂志》、《星》、《星报》是在常州与苏州出版外，其余全都设在上海。鸳蝴派以游戏、消遣、娱乐为宗旨的文学创作，正是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市民读者群的需要。 此外，鸳蝴派在上一世纪20～30年代的繁荣也与新文学初期的过渡理性化和不景气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一向被正统文人所推崇的纯文学的路子越走越窄，相反，小说这种俗文学的发展则较为迅速。新文学之初虽然出现了大量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使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但由于新文学初期本身的不成熟，欧化严重，与普通民众的心理习惯和文化积淀断裂，使民众难以接受。张恨水认为：“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名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班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2] 鸳蝴派注重读者的心理接受，注重传统文化心理的积淀，借鉴传统手法并加以创新和改造，由此盛极一时。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茅盾曾经说过一段令人深省的话：“事实是，二十年来旧形式只被新文学作者所否定，还没有被新文学所否定，更没有被大众所否定，这是我们新文学工作者的耻辱，应该有勇气承认的。”[3] 茅盾在这里讲的“旧形式”之类，便是指鸳蝴派文学。鸳蝴派在20年代几乎称霸整个文坛，它以其通俗性满足了相当一部分群众的审美价值需要。鸳蝴派反反复复宣扬“以己身为读者”，“处处要求读者思故”，“又恐读者过思”。[4] 认为“一篇小说，能够得到读者热烈的同情，或是反感，才配赞它一声好。”[5] 这种始终不忘读者的创作宗旨，使鸳蝴派赢得了广大的读者。张恨水的《啼笑姻缘》1929年在《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开始连载时，报纸销量大增，广告刊户纷至沓来。当时的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姻缘》中的内容作为谈话题材，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为看这部小说也订起报来。在不多几年时间内，《啼笑姻缘》被改编为电影就达六次之多。 鸳蝴派文学作为一种通俗文学，它的产生、发展和繁荣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同时，它与鸳蝴派作家对文学的理解与追求是分不开的。 二 鸳蝴派追求文学的消遣性、娱乐性和通俗性，并且提出了“游戏”的观点。虽然不具有现代新文学那种推动社会变革的严肃态度，但也并没有站在时代的对立面，在一定时期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过去文学界对这一流派存在的拜金主义倾向和游戏人生的态度的批判，以及粗制滥造的艺术倾向的贬斥，应该说是切中肯綮、一针见血的。但是，进而说它代表封建买办势力，视之为“小说逆流”，则缺乏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