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海文学》 邵燕君 第5、6期的《上海文学》推出不少力作，在大多数期刊“年中乏力”的态势下，显得格外突出。 第5期“月月小说”推出的首个中篇是方方的《中北路空无一人》。小说以作者年轻时工作过的武汉重型机床厂为背景，以一对父子的冲突和亲情为主线，写了没落的“大厂人”生活的困顿和精神的矛盾。靠退休金安度晚年的高工父亲病倒之后还可以悲哀且悲壮地喊：“厂子都没得了，命有么事用？”中年下岗劳碌奔波的工人儿子则只有不耐烦地说：“你操那些心做么事？躺倒，命要紧！”虽然认为父亲的高调是“屁话”，但那些高调还是砸中了儿子心中的“空”：做不了成功的人，总得做个好人吧？不能一头都不图。在这样的“高调”驱动下，儿子做了一件拾金不昧的好事，结果让自己的生活陷入了更难以收拾的麻烦，心里也愈加如大厂没落后的中北路一样空空荡荡。与作者去年发表的《出门寻死》(《人民文学》第12期)一样，这篇小说写的也是小人物无奈的困境和一次徒劳的挣扎。不同的是，《出门寻死》的挣扎最后落在了人物的“认”，《中北路空无一人》的挣扎则指向心灵的“空”——在这份“空”里，体现了方方一贯持有的不同于一些新写实小说作家的知识分子立场。但就这篇小说来说，人物的塑造多少有点概念化，反不如《出门寻死》贴着人物显得饱满鲜活。当然，方方的写实功力仍不失水准，尤其将父子之间那种既相互厌烦又相互依赖、不美好但绝对可靠的亲情写得相当到位，武汉方言的适度运用也恰到好处。 “创造”栏目共有4个短篇。刘庆邦的《一捧鸟窝》和《守不住的爹》在故事上有重叠，笔法上也延续《梅妞放羊》、《鞋》的风格，清新细腻，与其“煤矿系列”(如《卧底》，《十月》今年第1期)中揭露现实罪恶的酷烈绝决形成鲜明对照。小说写得很淡，但那一对孤苦的乡村小姐弟渴望爱、渴望呵护的柔嫩情态让人读之难忘，心生怜惜。 经过苛刻的筛选，本期推荐的是杨显惠、烜笠的短篇《打倒恶霸——定西孤儿院之十二》。 第6期的《上海文学》是“海外华文文学专号”，发表了严歌苓、虹影等6位居住在世界各地的作家的作品。整体来看，水平参差不齐。其中，严歌苓的中篇《吴川是个黄女孩》格外引人，说本期是以一出重头戏单挑也不为过。 这是一篇底气十足的小说，沉重的大陆经验和“十年一觉美国梦”的海外经验经过女性经验的消化贯融，吐出跨越时空的生命之痛的蚌珠。严歌苓以冷峻紧凑的笔调书写了一个漂泊在芝加哥从事色情服务业的大陆女人孤寂哀伤的生活。多年前，风骚的母亲黎若纳随香港富家子弟出走，留给“我”的是前胸大片的烫伤和一颗受伤的心灵。黎若纳就像那见不得人的伤疤一样被“我”痛恨厌弃又不可剥离。同母异父的妹妹吴川的出现，既引发了“我”强烈的姐妹之情，也唤起了“我”对母爱深层的渴望和对妹妹强烈的嫉妒。爱恨交加悲喜掺杂，加上回忆性叙事结构的千回百转，成就了整篇小说特有的狠、准，且深的特色。对于“我”职业的设计虽然有刻意安排的痕迹，但是性按摩师与大学生，最卑贱的与最娇贵的，最被遗忘的和最受宠的，最伤痕累累的与最纯洁无暇的，参照映衬，达到了强烈的对比效果。她们来自同一个母体(那个该被诅咒的黎若纳)，呆在同一个异乡，彼此命运却天差地别，但是“我”——那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最终选择了原谅并接受一切。因为说到底，“吴川是个黄女孩”，她虽然骄傲冷漠幸福洁净得令人妒恨，受尽宠爱而不自知，但是当“我”的生活发生突然灾变时，竟表现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义愤和亲情，这让读者不禁感到巨大的安慰，再次短暂地相信了血浓于水的神话。在这个漂泊的异乡，究竟可以抓住些什么，又可以握紧些什么？穷途末路，百无聊赖，只好一步步退向最原始的亲情。故事的最后，其实什么实质性问题都没有解决，吴川真的从此就能和“我”做无话不谈的好姐妹了吗？“我”真能从那个如天上掉下来的“古典主义者”身上得到永远的安慰吗？“我”真能原谅黎若纳吗？一切都未知，且作者故意写得让人缺乏信心，但一场变故至少打破了姐妹俩的僵持，拉近了彼此关系，揭示出冷漠戒备之下未必没有温暖亲近的可能。对于人性的挖掘在这个中篇里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深度，虽然语气始终维持一种冷冰冰的刻薄，却最终让人慨叹“若得真情，哀矜勿喜”。不是不愿，而是不敢。除了这份刻骨的亲情外，小说对漂泊的海外生活做了多面和深切的表达，无论从严歌苓自己的创作而言，还是从海外华人创作和女性创作而言，这都是一篇难得的力作。 《上海文学》2005年第5期推荐篇目：杨显惠、烜笠《打倒恶霸——定西孤儿院纪事之十二》；第6期推荐篇目：严歌苓《吴川是个黄女孩》。 看《当代》 隋无涯 本期《当代》发表的小说不多，整体水准较之上期也有不如，最大的亮点是阿来的新作《天火》(小长篇)。 《天火》开篇就写火，火是这篇小说真正的主角。火的善与恶，驯良与狂躁，无不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巫师多吉能识风向，他每年领着大家放火烧荒，火不会烧着森林，而每年烧荒的地上能长出肥美的牧草。多吉的火象征着传统乡村自然和谐的火。但是如今多吉每年都要被抓进牢房(虽然每次很快又被村民保出来)，而且，随着“文革”的开始，连这种象征性的“抓/放”(传统与现代的临时妥协)也不能维持下去。当多吉逃往山林之后，机村外的森林却燃着了大火，一次次的开会“政治动员”把救火的时机也延误了，最后机村也被烧毁。这仿佛象征着，藏区小村那种蒙昧与神奇相混合的生活，也无可避免地要被卷入当代历史的激烈动荡之中。显然，小说对被外部意识形态侵犯过的藏区小村的存在状态持批判态度。这种姿态，使得这篇小说的优点和缺点都比以往更明显。一方面，在对天之火与人之火(意识形态引发的狂热)的描写和渲染中，阿来的笔力和想象力被充分释放出来；但另一方面，有时难免会陷入简单地用一种意念和思想程式解释小说中的生活(主流的阶级翻身叙述和泛文化主义的文化消亡叙述，都难以穷尽历史的整个面貌)，使人物和事件显得有些“单面化”，使渲染稍欠节制。 《当代》2005年第2期推荐篇目：阿来《天火》。 看《十月》 王颖 本期《十月》生活感很强，似回到它质朴好看的定位。 “第一阅读”是王旭烽的《柳浪闻莺》(中篇)。小说的叙述语言一开始有些紧，以至显得有些造作，但随着“舞扇”一课的开讲，故事开始真正入味了。扇子不仅是“柳洲扇主”工欲善的看家本领，也是全文的核心意象和重要道具，将所有人物有层次感地组织在其周围。工欲善讲“舞扇”的“遮”，正是三位主人公之间摇曳暧昧关系的写照。相对来说，工欲善代表了中国男人典型的优柔寡断的性格，始终处在半推半就、遮遮掩掩的状态中，两个女人反倒特别名利，无论是世俗务实的银心，还是人戏不分的垂髫，都最终选择破扇而出，与工欲善干净了断。故事以著名西湖十景之一的柳浪闻莺为背景，西湖柔美氤氲的水气扑面而来，柳树荫荫、笙歌琴笛的氛围充盈着诗情画意，散发出的古典矜持的气味，与这个躁郁烦嚣的世界参差映照，保持着冷静的距离又不过分清高。而越剧妩媚的情韵又每每通过两位女主人公吟唱的曲目漾出来，优美唱词里含蓄悠长的情怀不时打动读者，让人屡屡生出人生如戏之感。然而戏曲里的人生可以清坚绝决碎玉裂帛，一旦回到现实却总要寻个中庸保全，现实的冷峻使垂髫与工欲善这段不合时宜的感情从开始就是优雅的伤感的，浸透了悲剧的意味。小说的格调与意境让人想起叶广芩的《谁翻乐府凄凉曲》，如果说后者是名门闺秀的慷慨沉郁，前者便是小家碧玉的婀娜婉转。不过，小说的尾声部分又一下子转得太过快而草率了，之前耐心积蓄的饱满情绪顿时泻了气，回到了落难书生衣锦还乡的老套剧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