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台湾进入“民主时代”。事实上，政治、文化乃至伦理道德戒律的全面松动，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1980年代之初，文学书写已开始突破禁区，挖掘“威权时代”曾被压抑或遗忘的历史。这其中，发生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凝聚了最多的目光，数十年寂灭的记忆复被点燃。然而追溯起来，从事件发生的时刻（甚至更早）开始，文学书写虽明明灭灭，从未真正缺席，“二二八”文学可说贯穿、见证了台湾半个世纪的历史。 在文学与政治的不同场域中，“二二八”的功能与意义显然不同。胜者钦定历史并交与后辈“认识”，文学却保留历史真实的皱褶。我们可以通过文学追问：“二二八”文学半个世纪的演变，如何展现了一个感性的、细节的台湾史？作为台湾文学（尤其是本土作家）一个久写不衰的题材，“二二八”为台湾知识者提供了怎样的反思资源？ 如果以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发生为“原点”，以书写的时间为X轴，以书写者的身份、所处地域为Y轴，为文学文本定位，绘制一幅“二二八文学”的地图，就会发现，一方面，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亲历事件者与战后出生者，男性与女性乃至大陆人、流亡海外的人——这些成分的交集组合，构成“二二八”作品富有意味的外在标识；另一方面，身份、地域与作品又在时间之流中划下交错的轨迹——事件发生前后、戒严时期、解严前后、1990年代以来，是几个关键的可区分的段落。由此，庶几可以构建一个“二二八文学”的立体多维度时空，从中可见极其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情感，可追随台湾知识者的心灵历程，也可解读今日台湾社会与文化的复杂格局（注：本论文文本资料来源的说明：除（目前能力能够搜集到的）单独发表或作家作品集中有关“二二八”的文学作品之外，台湾出版的四本“二二八”文学选集是文本来源的重要依凭。除注1提到的三本之外，还有较早的林双不编《二二八台湾小说选》（1989）。这四本选集在年代、文体上各有侧重、相互补充，编者立场也差异互现，大致展示了“二二八”文学的整体风貌，但并不能涵括“二二八”文学的所有重要面向——除容量限制使一些较长篇幅的作品不能收入之外，或许也与编选者各自的政治意识不无关系。而这种差异同样能够见证“二二八”文学的文化政治意义。 目前有关“二二八”文学的研究的说明：在台湾，关于“二二八文学”的研究多在近年展开，其中单篇作品分析为多。曾健民、蓝博洲、吕正惠对光复前后文学的研究中，“出土”不少被历史、文学史再度淹没的作家与作品。邱贵芬则有《涂抹当代女性二二八撰述图像》，从女性角度对包括口述历史在内的女性“二二八”文字做了特别的分析。许俊雅为《无语的春天——二二八小说选》所做的序言《小说中的“二二八”》对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做了论析，进而探讨“性别、世代差异在二二八小说中的不同面貌”。在大陆，有关“二二八”的政治、历史研究不少，文学研究则仅见朱双一《从文学看战后初期台湾社会矛盾和人民革命斗争——“50年代白色恐怖史”和二二八小说之比较》，《台湾研究集刊》1996年第3期。）。 一 动荡时代的先声与见证：“二二八”事件前后 1、寒潮涌动的冬夜 “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当年被国民党政权以简单笼统的“奸匪煽动”盖棺论定。1980年代以来，不同专业的专家学者、不同立场的政治人士以及拥有记忆的普通民众以各种方式、从各个层面做了探讨，这其中，台湾当时的大量报刊是一个回返历史现场的重要途径，而其中的文学作品也不乏台湾社会的生动描绘。散文《卖烟记》、《五斤米——在配给米的行列中》、小说《农村自卫队》、《冬夜》均发表于1947年的1月、2月之间，与事件爆发的时间如此切近，正是山雨欲来之前鼓荡的风声。署名“踏影”的《卖烟记》揭示光复后卖“私烟”现象背后隐含的社会矛盾，包括沿袭日据时期的“专卖局”对台湾利益的损害、外省官员的贪污腐败与严重的失业问题，等等。烟盒虽小，问题却大：专卖局警察查辑私烟打死人成为“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索，实非偶然。署名“旅魂”的《五斤米——在配给米的行列中》将买米的艰难、心酸和生活的屈辱感历历呈现。近年来有台湾学者从“米糖”问题切入光复后台湾社会矛盾的研究，而这篇散文可谓“现场”的见证，其时内战需求和投机者渔利，造成了从内陆波及台湾的社会动荡。这样的动荡之中，个人的悲伤必然会扩展、演化为群体的愤怒。在丘平田的《农村自卫队》中，“我”与“二叔”议论光复后农村经济凋敝、盗贼横行的现实，提到“平田村”农民们秘密组建“农村自卫队”，暗示暴力斗争的可能。而在吕赫若的小说《冬夜》中，枪声已在寒冷凄清的夜里响起来了。 小说中台湾女子彩凤及其遭遇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她与三个男人——木火、郭钦明、狗春的故事，正是光复前后台湾社会的缩影。战时，彩凤新婚的丈夫木火被日本殖民政府强征“志愿兵”到菲律宾，一去不归；战后，却又遭到“浙江口音”的官僚、花花公子郭钦明的欺骗凌辱，沦为暗娼；后者曾将自己与彩凤的婚姻称为“我爱着被日本帝国主义蹂躏过的台胞，救了台胞”。狗春则是做了暗娼的彩凤的一个“熟客”，是自南洋战场回台的“台籍日本兵”——光复后台湾的失业大军的主力，也因此成了日后“二二八”事件中武力对抗的主力。小说结尾，彩凤与狗春在半夜突然被警察包围、追捕，其场面、声势，与以后诸多描写“二二八”的小说中军警抓人的情节几可混同。作为日据时期优秀的日语作家之一，吕赫若善以宛转之笔表达不平之声；光复后他努力学习汉语写作，却写出了《冬夜》这样充满压抑与焦虑的作品。因参与报纸编辑工作，吕赫若接触了台中的左翼人士，或许是一贯的底层立场以及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使其思想萌生“左意”。“二二八”爆发时，吕赫若参加了台中的“革命”，并在其后的逃亡中失踪。他追求人间公义与艺术之美的短暂生命，那几篇在语句语法上尚有不通之处的汉语作品，以及被后人反复揣测的思想转变（注：吕赫若的失踪成了历史之谜，可参见蓝博洲《揭开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生死之谜》，《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作家身影》，台北：《联合文学》2001年版。吕赫若的文学道路与生平，可参见吕正惠《殉道者——吕赫若小说的“历史哲学”及其历史道路》、林至洁《期待复活——再现吕赫若的文学生命》皆收入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台北：《联合文学》1995年版。）以及吕淳钰《都会？田园！——吕赫若的东京经验与日语小说中对现代性的态度之考察》，《台湾文学评论》第四卷第一期，2004年1月。李乔以吕赫若的失踪写出小说《泰姆山记》，对其最后思想之转变做了富含现实政治意义的想象。），正是探索现代台湾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极好个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