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无情的，某些曾经煊赫一时、大紫大红的出版物，经过岁月的冲洗，早已淡出人们的记忆。历史又是有情的，一些曾经受到误解、受到湮没的书刊，拂去时间的尘土，又成为重放的鲜花。黎昔非和他创办的《昙华》半月刊的遭遇，其情形可归入后者。 （一） 1932年春，正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的黎昔非（注：黎昔非（1902～1970），广东兴宁市罗岗镇甘村人。1929年春从上海持志大学文史系转学至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史系，师从胡适、沈从文诸先生。1931年春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国学研究所为研究生，再次成为胡适的学生（其时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院长）。1932年，黎昔非中断学业担任《独立评论》社经理人。“七·七”事变后，他携家属离开北平回到兴宁教中学。1944～1945年间曾得到闻一多引荐到昆明中国医药研究所史地部任助理研究员，不久又回兴宁任教。1966年6月“文革”爆发，黎先生被打成“三家村黑帮”，受尽磨难后于1970年含冤去世。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应他的老师胡适的要求，毅然中止了自己的学业，担任了《独立评论》的经理人，负责除编辑以外的校对、出版、发行等工作。《独立评论》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化精英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创办的20世纪30年代最有影响的政论刊物之一（注：《独立评论》的成员除胡适外，尚有翁文灏、蒋廷黻、傅斯年、周贻春、吴景超、任洪隽、陶孟和等社会名流。），从1932年5月22 日创刊至1937年7月25日终刊共出244期。五年当中，黎昔非圆满完成了胡适交给他的任务，使胡适对于《独立评论》的出版发行事务得以实行“无为政治”，且使刊物最高发行量达13000份，遍及国内各地，远销日、法、德、美等国。 胡适对黎昔非的牺牲精神一再表示非常满意和感谢。他在《独立评论》“三周年特大号”（151 号）发表的《又大一岁了》一文中说：“在这贺周岁的日子，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孩子还有一位忠心的看护妇。我们创办这刊物的时候，就请黎昔非先生专管发行所的事务。”在《〈独立评论〉的四周年》一文中又说：“他们（指黎昔非和章希吕——引者）对于这个刊物的爱护和勤劳，常常给我们绝大的精神上的鼓舞。”黎昔非先生其时正当而立之年，已在诗经研究等方面初露头角。他基于师生情谊而扮演的“幕后人物”角色，他的朴实无华、甘于淡泊的精神着实令人肃然起敬。 但《独立评论》毕竟是一份以政论为主的刊物。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学青年，在国难当头、乌云重重的岁月，自然还会去寻找反映社会人生、抒写心灵情感、释放个人文学能量的园地。1932年9月，黎昔非的兴宁同乡， 原在上海中国公学的同窗丁白清携其女友陈菲村（江苏太仓人）北上访黎，商量共同创办一个小型的文学刊物，专门刊载一些篇幅较为短小的小说、散文、诗歌和批评的文字。不久，黎昔非的另外两位友人原中国公学同学、广东惠阳人潘齐平和正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就读的兴宁同乡刘在海也应邀参与其事。他们成立了一个“昙华文艺社”，并推举黎昔非为主编，筹备出版《昙华》半月刊，刊名由黎请胡适亲笔题签，出版费用由成员共同承担，出版地点设在北平后门慈慧殿北月牙胡同2号（《独立评论》社办公地），通讯地址为“北平大学法学院第二院号房转”。经过同人们半年的努力，《昙华》终于在次年1月1日创刊，为16开本，每期16页，该刊还和《独立评论》互登广告。不幸的是，《昙华》创刊之日，正是热河沦陷、榆关失守之时，繁华古都，遽成边城，校园一片萧瑟，师生仓惶逃难，《昙华》出至1933年4月1日第7期便因“人员星散，经济困难”而匆忙停刊。这份发行量仅百份的刊物也因此弥足珍贵，现在能够找到的只有六期（第6期缺），存于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949年之后，《昙华》的成员们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对当年友谊结晶的心爱刊物几乎是闭口不谈，仅在他们按组织要求写的《自传》中述及此事。笔者在1950年代就读兴宁一中时，黎昔非和陈菲村、潘齐平都在该校任教，丁白清在兴宁另一所中学任教。由于此时胡适已被列名为“战犯”，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思想改造运动”的老师们自然是谈“胡”色变，遑及其他。但他们“明哲”而难“保身”，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一文，涉及黎昔非与吴晗、胡适和《独立评论》的关系，横祸飞来，置人死地，黎昔非先生当即遭到批斗折磨，在1970年含冤逝世。1979年11月26日，兴宁县有关单位举行了黎昔非先生平反昭雪追悼会，推翻了强加在他身上的种种不实之词。2002年10月，黎昔非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 北京学苑出版社出版了由黎昔非先生的公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导黎虎教授主编的《黎昔非与〈独立评论〉》一书，收入了影印的各期《昙华》半月刊（缺第6期）。 人们才有机会在还原历史真貌的基础上研究昙华同人们的作品，确定他们在新文学史上的贡献，并且进一步窥见这一群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青年的文化性格和心路历程。 （二） 要了解昙华社同人的审美要求和价值取向，不妨先看看由黎昔非执笔、发表于《昙华》创刊号的《发刊辞》： 当朝阳初升时候，散在天上的几抹锦霞是鲜艳的吧？当细雨新晴，拱在空中的一弯彩虹是美丽的吧？然而像闪电一样，只一会儿就消灭了；小鸟儿婉啭的歌声是悦耳的吧？梵娥琳扬抑的音调也是醉人的吧？然而像风一样，吹过就失踪了；什么东西都是“暂”的啊！——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只要它在某一瞬间真实地存在过，且曾给了人们的心中留下一个清晰的印象，并传达过一点所谓“情感”的作用：这就够了。 昙花的取义近乎此。我们只知向“美”（不要误会这个美字，丑恶的描写，黑暗的暴露，也都可以表现美的）。向“真”的路上走，努力着走，其他我们就无暇顾及了。 我们不标榜什么漂亮的主义。因为，我们以为与其空洞地大吹大擂，不如着实地去做出一点事情来。 希望我们的昙花能开！咱们都来培植她罢！ 了解中国新文学思潮的人都知道：在1927～1937年这一时期，就对文学的态度和文学思想的倾向而言，当时除左翼文艺所代表的革命文学思潮外，同时存在一种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前者认为文学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革命的工具和武器；后者（包括“京派”、“论语派”、“新月派”、“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等）则强调文艺的独立品格，文艺和政治应保持距离，或强调文学脱离政治的自由。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作家关注人生，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并以“和谐”、“节制”与“恰当”为基本原则。黎昔非和沈从文在上海中国公学时即有师生情谊，因此他们在文学本体观和审美意识上更有共同点。我们不妨再注意一下《独立评论》第1号的《引言》，文中说道：“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 不倚傍任何的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这与昙华社同人在社会信念和操守上是一致的。如果我们再注意一下《昙华》创刊号上枕涛写的《灯下谈丛》，就会发现：文中既有对高唱辩证法唯物论实则理论脱离实际的“实际家”的批评，也有对不关心民瘼的高蹈派文艺家的讽刺。总之，昙华社认为文艺应该坚持独立和着实的精神，以情感人，以弘扬“真”和“美”为己任。这是一群有教养、有良知、有责任感的文学青年面对着风云变幻的时代郑重写下的诺言。他们以短暂的文学创作实践了自己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