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直译的主张与以文言述学 从政治史、思想史角度，或从文学史、教育史角度谈论“读古书”，因其思考的层次不同，完全可能发展出同样合理但大相径庭的工作目标及论述策略。我要追问的是，为何在白话文运动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在思想战线时刻防止复古思潮得逞的20年代中期，鲁迅非要用文言著述不可？先看看鲁迅本人的解释： 此稿虽专史，亦粗略也。然而有作者，三年前，偶当讲述此史，自虑不善言谈，听者或多不憭，则疏其大要，写印以赋同人；又虑钞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省其举例以成要略，至今用之。（注：《〈中国小说史略〉序言》，《鲁迅全集》9卷4页。） 老北大要求教师课前陆续提交讲义，由校方写印以供修课学生参考。查阅《鲁迅日记》，多有往北京大学或高等师范学校寄讲稿的记载；对照油印本讲义与正式刊行本，鲁迅小说史著的具体论述确有变异（注：参见拙文《鲁迅的小说类型研究》，见《小说史：理论与实践》202—2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但述学文体却始终如一。油印本的论述固然简要，且多有疏漏，却依旧是“文章”而非“大要”。至于所谓“虑钞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的提法，容易让人误解存在着更为繁复的白话底稿或讲义。无论如何，单从减轻钞者工作量这一“平民立场”，无法解释鲁迅之以文言述学。 1927年，针对时人对于“非驴非马的白话文”的批评，胡适曾做了如下辩解：这一弊病确实存在，原因有三：“第一是做惯古文的人，改做白话，往往不能脱胎换骨，所以弄成半古半今的文体”，比如梁启超以及胡适自己，便都有这种毛病。“第二是有意夹点古文调子，添点风趣，加点滑稽意味”，比如吴稚晖、鲁迅以及钱玄同，便有这种雅好。至于第三，说的是那些“学时髦的不长进的少年”。关于鲁迅的文言著述，胡适是这么解释的： 鲁迅先生的文章，有时是故意学日本人做汉文的文体，大概是打趣“《顺天时报》派”的；如他的《小说史》自序。（注：参见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胡适文存三集》卷二208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 此说明显不妥，杂文可能“打趣”，但哪有拿专门著述当儿戏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序言与正文二十八篇，笔调一致，属于正经、严谨的学术文章，看不出有什么“添点风趣，加点滑稽意味”的努力。 于是有了增田涉《鲁迅的印象》中的新解。据说，增田涉曾就此问题请教鲁迅，得到的答复是： 因为有人讲坏话说，现在的作家因为不会写古文，所以才写白话。为了要使他们知道也能写古文，便那样写了；加以古文还能写得简洁些。（注：增田涉著、钟敬文译：《鲁迅的印象》，见《寻找鲁迅·鲁迅的印象》337页，北京出版社，2002年。） 学者们引申发挥，立足于鲁迅针锋相对的思维特征以及韧性的战斗精神，将此举解读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自家的古文修养来反衬《学衡》派等“假古董”的苍白（注：参见单演义《关于最早油印本〈小说史大略〉讲义的说明》，《鲁迅小说史大略》125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此说有点勉强，但不是毫无道理。1919年3月18日，在《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中，针对对北京大学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的批评，蔡元培校长如此答辩： 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孟诸君。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从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注：《蔡元培全集》3卷2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域外小说集》乃周氏兄弟合译，要说“文笔之古奥”，乃兄明显在乃弟之上。其实，对于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来说，撰写古文不算什么难事，反而是以通畅的白话述学，需要煞费苦心。这一点，胡适曾再三提及。古文可以套用旧调，白话则必须自有主张，正如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五讲中所说的：“向来还有一种误解，以为写古文难，写白话容易。据我的经验说却不如是：写古文较之写白话容易得多，而写白话则有时实是自讨苦吃”（注：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11页，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订正三版。）。 鲁迅的古文写作能力，从来没有受到质疑；反而是在谈论“写白话必须有古文修养”时，才会举鲁迅为例。即便需要证明自家的古文能力，有一《中国小说史略》足矣，何必一而再，再而三？除了《汉文学史纲要》，《唐宋传奇集》的《稗边小缀》也是使用文言文。一直到去世前一年撰写《〈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鲁迅还是采用文言。这时的鲁迅，一代文豪的地位早已确立，更无必要向世人证明“也能写古文”。因此，我猜测，鲁迅说这段话时，带有戏谑的成分。 阅读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十卷所收的古籍序跋，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鲁迅辑校古籍手稿》，你会发现一个简单的事实：当从学问的角度进入传统中国的论述时，鲁迅一般都用文言写作。“古文还能写得简洁些”，这固然是事实，但似乎还有更深一层的思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