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中国作家来说，“文革”中的成长记忆似乎是一个叙写不尽的精神资源。面对这场影响了他们整个人生启蒙乃至青春理想的历史灾难，作家们总是在潜意识的召唤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叙事探入这段记忆，演绎了一曲又一曲成长的挽歌。苏童、余华、王彪、东西、艾伟、刘庆邦……在这些作家的笔下，有关“文革与成长”的主题，都曾获得了非常独到的展示，有不少作品甚至已成为他们的代表作。毕飞宇也不例外。在《玉米》、《地球上的王家庄》等重要作品中，作者就是以少女少男在“文革”中的成长历程，道出了乡村权力结构中丰富而细腻的人性变化，凸现了在极左专权中所形成的独特的乡村社会伦理体系，以及它们对个人命运的钳制与规约。这种叙事追求，在他的长篇近作《平原》中再一次获得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一 《平原》是毕飞宇苦心经营的一部长篇。它以异常质朴的乡村情怀，将叙事投向苏北平原上某个最基层的村庄——王家庄。当然，这也是毕飞宇记忆中的故乡，或者说是他经验中的故乡。我之所以这样强调，并非是因为《平原》里的一些方言俚语运用得精妙自然，而是作家在王家庄的世界里自始至终渗透了一种非常温馨的情感，一种类似于乡愁般的冲动情怀。它像麦子一样芳香、质朴、实在，弥漫在整个小说中，使叙事话语没有丝毫的“不着调”的感觉，而是坚实地附着在乡村的大地之上，深入到民间生存的肌理之中，消除了一般作家在乡村叙事中常常出现的隔膜之感，从而为《平原》奠定了厚实稳扎的情感基调。 正是在这种交融性的情感中，毕飞宇开始了有关“文革与成长”的叙事。不过，相对于漫长的跨越性的“文革”历史，毕飞宇却精心择取了其中的一年：1976年。这无疑是一个值得玩味的历史时段。它既是“文革”苦难历史的结束，又是“极左”思想被清场的开始；它既是暗夜中的最后煎熬，又是黎明前的焦灼等待；它是整个民族转折的重要标志，同时又充满了许多极不确定的动荡事件——包括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等等；它布满了焦灼、困顿、狂热、疲惫的精神意绪，随时等待爆发，却又无路可寻。尽管这种风云激荡的历史转折对于王家庄来说显得有些遥远，有些虚无，甚至有些不可琢磨，但是，它同样以其自身特有的方式潜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验证了王家庄作为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基本细胞，依然与整个民族的命运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平原》将这一年作为叙事的时间维度，很自然地让人想起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虽然它是一部纯粹的历史学著作，而《平原》却是一部文学作品，但是，它们都规避了纵向性的历史思维，采取横切的方式进入历史，从而为创作主体提供了某种新颖的叙事视点和思考维度。 事实上，《平原》以1976年这个特定的年份作为叙事时间，表面看来是作者为了在结构上更能有效地控制整个故事，使福斯特所定义的“时间生活”和“价值生活”在叙事上具有同等的饱满，但是，它的背后其实隐含了作者处理个人与历史之间关系的某种智性——它不需要对主人公端方的成长历程进行共识性的叙述，也不需要对王家庄的社会伦理进行历史性的再现，而只需要果断地进入生存现场：下乡知青该返城的都返城了，剩下来的，要么是吴蔓玲这样的“热血青年”，要么是混世魔王那样的“落后分子”；乡村青年毕业后，自然而然地回乡务农，沿袭祖祖辈辈无需理想的生活；爱情、家庭、信仰，只能围绕着革命话语和传统伦理所建构起来的权力体系，成为必须遵守的历史规训，青春、智慧、热情和理想都找不到适合自身的奔跑方向。但另一方面，各种不确定的历史事件，又在王家庄的上空不断地昭示着某种时代的躁动和变迁，使一切既定的社会伦理秩序（包括权力结构）开始陷入疲惫和瓦解的僵局，现实生活正呈现出种种微妙的缝隙让人们蓄势待发。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横断面上，以端方为首的乡村青年开始了自己的人生寻找，并在狭小的王家庄里演绎了一场场有关人性与历史、理想与现实、尊严与地位相抗争的惨烈悲剧。所以，《平原》中的1976年，与其说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还不如说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境域——它与人物的青春禀赋构成了紧密的呼应，都充满了某种躁动不安的气息，都呈现了理性和非理性的彼此颠覆，也都潜藏着破坏和征服的欲求。 这种饱含惊惧、彷徨、焦虑和对峙意味的精神表征，其实正是毕飞宇对历史解读的特殊之处。它既遵循了整体性的历史常识，又对常识中的某些幽暗区域进行了必要的扩张，即它突出了历史中的某些非理性的特质，使人物有效地进入这个空间，从而为小说的叙事创造了非常丰茂的文化土壤。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叙事潜能。因为小说家的职责不仅仅是对常识负责，更要对超越于常识之外的存在境域和个性气质负责，对各种具有陌生意味的可能性负责，就像纳博科夫所说的那样，我们可以对冲进大火中救出小孩的英雄脱帽致敬，但是，如果这个英雄还冒险花了五秒钟寻找并连同孩子一起救出了他心爱的玩具，那么，我们除了脱帽之外，还要与他紧紧地握手了。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在面对历史时，其实并不是要全盘地沿袭整体性的历史常识，而只是从历史的整体性中找到那些与人物生命相辉映的精神禀赋，使人物的存在获得细致灵动的延展空间。但是，在通常情况下，这些空间又往往是超越客观逻辑的非理性的存在，“它们意味着细节优越于概括，是比整体更为生动的部分，是那种小东西，只有一个人凝视它，用友善的灵魂的点头招呼它，而他周围的则被某种共同的刺激驱向别的共同的目标”（注：[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330页，申慧辉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平原》的特殊性就在于此。它稍稍游离了1976年的历史大动荡，将王家庄的非理性的政治热情、盲动的个人内心在不断被挤压的伦理空间中进行了顽强的拓展，使许多生动的细节赢得了十分饱满的艺术传达，如顾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执著，孔素贞对救赎迷信的虔诚，洪大炮对军事演练的狂热，甚至赤脚医生兴隆对汽水制作的得意……。正是这些细节的拓展，让我们从历史的缝隙中看到了王家庄的生存景观——那里既有狂欢性的民间生活气息，又依然承袭着意识形态的蒙昧化情境；它的表面是大喜大悲的爱恨情仇，而在骨子里却浸透了生命的沉重与悲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