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冬，结束了国民党三年牢狱生活的丁玲投奔了解放区延安，她是“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也是最典型的延安文人”（注：朱鸿召：《丁玲到延安后的思想波澜》，《炎黄春秋》1999年第7期。）。“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注：此句为1936年11月毛泽东赠与丁玲的《临江仙》中的两句。全文如下：“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朱鸿召《延安文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从“文小姐”到“武将军”的角色转变，既是毛泽东对丁玲投笔从戎的热情肯定，也隐含了他对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政治倾向。在延安语境中，“文小姐”中的“文”指“文人”，经常作为“知识分子”的代名词，不再代表“五四”时代启蒙先行者的知识分子，而是延安时代需要向工农学习、被工农改造并同化的对象。而且，这种改造决不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855页。）的不彻底，而是从灵魂到身体到行为的整个知识分子工农化、革命化过程，“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注：毛泽东：《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和他们一起斗争，一起受难，成为他们的感观和嗅觉，传达他们的声音，维护他们的利益”（注：魏东明：《从学院到实际》，《解放日报》1942年6月2日。）；“小姐”一词，显然不那么革命，甚至“落后”，是被革命所揶揄所鄙弃的对象。而“武将军”则是指那些参加革命军队的工农大众，即“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855页。）中的一员。从昔日不那么革命的“文小姐”到今日工农大众一分子的“武将军”，丁玲跨越的岂止是从国统区到解放区两个不同的政治空间，更是从知识分子启蒙理性到工农革命斗争、民族解放事业的两个时代。 初到延安的丁玲创作了《一颗未出膛的枪弹》（1937年）、《东村事件》（1937年）、《压碎的心》（1938年）、《新的信念》（1939年）等小说。我们发现，这些作品中很难找见丁玲惯有的女性视角和性别立场，它们的主题都被纳入阶级斗争、民族解放的宏大叙事里，即便是选择带有明显性奴役和性暴力性质的题材（如《东村事件》、《新的信念》），丁玲也没有将它们处理成阶级压迫和战争暴行下妇女特殊际遇的性别思考。 在《东村事件》中，十五岁的童养媳七七被穷困的婆家送到觊觎她美色的地主赵老爷家做丫头，以期通过赵老爷救出她身陷牢狱的公爹。七七为婆家做出了身体与贞操的“奉献”，她有怨、有恨、有贞操受损的自我贱弃。但未婚夫并不因七七为婆家的“贡献”而忽略她被糟践的身体，他打她，踢她，撕扯她的头发，发泄他的精神羞辱。显然，七七受到的不仅仅是阶级压迫，还有阶级压迫下的性奴役、女人作为“性物品”交易后的价值贬损和道德羞辱，受到支使并造成她悲剧的夫权压迫，并形成悖论：她的身体与贞操被夫（家）出卖，而夫（家）又不见容他们的出卖结果——贞操被毁。丁玲的笔致触及到了阶级压迫和男权社会关于女性身体、贞操、传统道德等敏感问题，但她没有沿着这个思路——妇女在阶级压迫下还遭受性压迫问题进行深度开掘，而是笔锋一转，把七七的所有不幸归于阶级压迫的结果，集中笔墨表现包括七七未婚夫在内的东村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农民暴动。 《新的信念》反映侵略者对被侵略民族妇女性强暴问题。作品中的陈老太婆，在日本鬼子的血腥扫荡中，不仅被日军奸掠，还目睹了孙女被奸淫致死、孙子被刺刀捅死的罪孽场面。死里逃生的老太婆，从此走出家门，四处控诉日军暴行，没有眼泪，没有耻辱，只有共同的体验和共同的仇恨——陈老太婆的愤怒就是大家的愤怒，陈老太婆的仇恨就是民族的仇恨。丁玲选取了一个民族求生存反侵略的宏大题材，以一位妇女遭受战争强暴为其切入点，把这一事件作为引爆民族仇恨、反抗侵略的导火索，政治文本意图极为明显。但我们只是在政治层面看到陈老太婆的觉悟和乡亲们的同仇敌忾，看不到乡土中国“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千年规训对失节妇女的礼教讨伐，看不到陈老太婆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乡亲们似乎一夜之间都摆脱了传统习见的沉重枷锁，都共同确立了杀敌报仇的“新的信念”。 在丁玲的理念表达中，七七和陈老太婆的遭遇既不是个体的，也不是性别的，而是被压迫阶级和被侵略民族共同的集体深仇。在高扬政治理念的同时，丁玲关闭了她一向擅长并重视的性别视角，在报仇雪恨政治文本之下隐没了性别文本，这一点与她一年后创作的同类题材《我在霞村的时候》极为不同。 一 三八有感：革命理由与女性的婚恋困惑 但是性别意识并没有从丁玲的文化心理深层消失，只是暂时蛰伏在那里，如同深埋土中的菩提树种，在春雨的滋润下就会顶住重压破土冒芽。40年代初期，丁玲的创作视野再次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发生转移，从初到延安时百灵鸟般歌唱光明的丁玲，逐渐从晕眩的视角中恢复了她惯有的思考——那站在女性立场审视男性制度的“莎菲眼睛”。从1940年—1942年，先后创作了《在医院中》（1940年）、《我在霞村的时候》（1940年）、《夜》（1941年）、《“三八节”有感》（1942年）、《风雨中忆萧红》（1942年）等作品，揭示了解放区男女平等制度下妇女的现实困境。与“莎菲时代”相比，此时的丁玲思考更为成熟宽广，视点也从过去的小资女性下沉到革命妇女、劳动妇女、受侮辱的妇女等更广泛的妇女层面上，体现了她女性意识的强劲复苏。于是有人惊呼“莎菲女士在延安！”（注：张光年：《莎菲女士在延安——评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文艺报》1958年第2期。），认为《“三八节”有感》是“一篇真正富有‘革命’意义的女性主义宣言，标志着丁玲对女性解放的探寻已超越了革命的现实功利层面，又回归到人性解放的大主题上”（注：杜霞：《从革命女性到女性革命——丁玲创作对女性解放的探求》，《齐鲁学刊》2000年第5期。）。其表现的力度和强度甚至超过了莎菲时代，但可惜只是最后的辉煌，随之而来的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丁玲差点折损羽翼成为王实味第二。从此，她和她的创作就逐渐疏离了使她被文学史深刻记住的“这个”丁玲和这类作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