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分解主观性的方法探索主观性 对人的交流—男女之间—情感交流进行分解，在同一时间表现言语的交流和非言语的交流，是作者在《看虹录》中运用的一个大胆的创新手法。正如在通常的对话中，情侣是轮换“说话”，这一方的言语是对对方说过的言语的应答。然而，在每一方所交流的“信息”中，一部分是说出来的，接着便是“意味深长”的沉默，这一部分又由作者形诸语言。这种手法的形式之一是：在由言语向非言语的思绪过渡中，作者说，“她似乎也想说，”将女人没有说出的思想标上引号。（46）接着男人说话，作者又补充，“但他真正的意思是，”随后又是他没有说出来的思想，形诸文字并标上引号。接着往下，没有说出来的话一概放到括弧中（不再用引号）紧跟引号所标示的话，不再用过渡性短语解释读者应如何理解括弧中的话。（46） 情侣不仅像通常交谈那样彼此对对方说出来的话作出反应，同时，内心的思想也在对对方未说出口的话作出反应，犹如神交。但作者并不指出其特殊之处。情侣只是对对方的言下之意作“心理分析”，并对肢体语言（沈在小说中常用的手法）作出反应，于是凭直觉理解对方未说出的“话”或其言下之意。这样一来，作者所分解的就不仅是故事中人物的交流，而已经是人物的人格本身了（男女双方的人格），显然，无论意识层面还是无意识层面，都具有感觉与知觉的特点。当无声的言语在未加说明的括弧中流淌的时候，思想者是否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思想或它们的缘由呢？这个问题无从回答。在后面的情节中（48），情侣之间是通过不断变换的纯意识流进行交流的，似乎两人是在感应间进行交流，或者说，好比某种无所不知的主观意识正同时进入两人相互对立的内心世界。思想是否用语言表达出来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我能对潜意识思想作这样的推测当然因为我读过弗洛伊德的书，但沈从文却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他是个弗洛伊德之后的作家。用我们现代的眼光来读这篇作品，所看到的是两个复杂而又分裂的自我形象，彼此的关系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 在《水云》中，个人的主观意识朝着不同的方向分裂-不是进入意识和潜意识的理智活动中，而是表现为不同的人格。既然一部分表现得比另一部分更活跃，那么可将它们视为自我和本我，但两者都具备足够的理性互相论辩并承认各自的弱点。与《看虹录》不同，《水云》从头到尾都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心理自传，所以，主观意识的分裂乃是叙事者自我内在的分裂。它不仅仅是一篇游移不定的内心独白。叙事的自我发出的是三种声音，可以确定代表着沈从文意识中的不同方面，因为主题就跟他有关，说的都是他的生活和写作。主要的声音是叙事人“我”，说的是他最近的生活经历，多半是他如何被女人吸引（显然不包括他的妻子）的故事，再就是他如何从她们“增长见识”，以及近来的几篇作品（《八骏图》、《边城》、《如蕤》和《主妇》等）的写作过程。不难看出，有些故事极力宣扬作者因艳遇而激起的情欲，所以他用股市升华这种情欲。另两种声音是融汇在故事中的，对说事的自我起一种教导和匡正的作用，抑或彼此相互作用。这几种声音相互论辩和诘难，从对立的角度审视沈从文的爱情与作品。一种声音（对立面的话用引号）代表沈从文主观意识的积极方面，渴望爱情，坚信生活会随心所愿。作者刻意创造的贯穿始终的叙事声音则将这一部分的自我称为“不可知论者”，而沈的另一部分自我，从整个心灵观察，却是一个“宿命论者”，犹豫不定，因为不相信自由意志而不断地考问自我的另一面。更本质的自我不时地审视他与女人的偶遇而激起的情感上和艺术上的后果，以及由此造成的那些经验、教训及心理活动如何导致一个又一个新故事的产生，随后，对自身的疑惑又使主人公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两个自我，要不就是新的艳遇又导致新的紧张或新的顿悟。 早在这些作品出版的十年之前，即1932年，沈从文就写下了《凤子》的绝大部分完整的篇章。对湖南地方色彩及纯朴的风土民情的理想化描写使这部作品显得非常浪漫。对农村市场的描写多少带点讽刺意味，买卖牲畜和打冤家的场景“一切一切皆如同新感觉派的动人的彩色图画”。但在这部作品中，我也看到了沈从文运用主观分裂技巧的早期样板。他这时的技巧还不像后来的作品那样“难于理解”，因为故事中的男性人物都很分明：尽管事实上连姓甚名谁都没有道出，但年龄和社会地位的区分却是明确的。只有一个二十岁的女人有名字：“凤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现代意义上的张兆和，1932年的时候沈从文正一门心思要取之为妻，但好事多磨，一年多以后方才如愿，大致情况我们从其他一些故事中也能推断。将故事中的人物与沈从文的自传相联系，可以看出所有的男主人公都大致代表着沈从文的不同侧面。在人物与情节的统一上，沈从文跟读者又开了个玩笑。 《凤子》是一部普鲁斯特式的通过具体印象追忆往事的作品。故事的展开犹如双重的寓言。故事开始就推出一个因失恋而郁郁寡欢的湘西小伙子。认真的读者能够看出小伙子其实就是沈从文的化身-他的失恋不过是沈从文当时没能征服张兆和的内心景况。但故事中并未点出“湖南”和“湘西人”，只有神秘的“XX”。叙事在年轻人的脑海中流进流出，间接地告诉读者他之所以逃离北京乃是为了有一段时间使自己精神上得到康复。他经常一个人长时间在阳光明媚的青岛海滨漫步，读一些“XX”（佛家的）经文。在往海边的路上，他碰到一个比他年纪大对他很友善的绅士，一个乡绅。这人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湘西人，而是一个在城市长大的中年贵族，1911年革命后被省矿务局派到苗族地区去的。他在湘西的向导是个五十出头见多识广的苗人头领，正是这个向导使他（当时才三十岁）迷上了湘西的神奇。向导成了年轻的城里人的师傅，整天和他谈论深邃的哲学问题，谈论神、自然以及习俗和历史的影响等等，鼓励他去掉城市人的虚情，尽情感受当地女人和她们的歌声所表现的独特纯情与智慧。 那城里人的故事，他对久远往事的追忆，占这部未完稿的小说后三分之二的内容。前三分之一讲的是年轻的湘西人逃离北京，其中一小部分回顾他与那位城里绅士熟悉前几个月的生活。有一天黄昏，落日的余辉洒在海面，金光闪闪，年轻人站在绅士的院墙之外，无意中听到一个中年男人正在与凤子谈论人生的意义。 作者沈从文对人物的身份故作神秘。一开始，并没有指明与凤子谈话的男人就是湘西小伙子的绅士朋友，听到他说话时似乎是个“老年人”，年轻人的回忆中也是这么个形象，而青岛新交的绅士朋友则是个五十出头的“中年人”。然而，事实上“老年人”和中年人原来是同一个人。此外，从他们类似的痛苦经历中，作品还指出了逃离北京的湘西小伙子和青岛老者之间更深一层的联系。谁也没有姓名，但两人都是“隐士”，一个年轻些，另一个老些。年轻的似乎就是作者沈从文自己，沈从文1932年的时候虽然还不到中年，也快三十岁了；但小说中郁郁寡欢既像教授又像学生的年轻人大概只有二十岁。透过这些人物的相似之处，我们可以认为，年轻人折射着作者的影子，知道自己的年龄，知道自己还年轻-还“可以救药”-而在绅士身上，他把自己看得要老得多-五十出头-内心或许更老，特别是面对凤子的时候，凤子实际上跟张兆和一样大，刚刚二十岁—正当豆蔻年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