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小说大量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是一个显著现象。“第一人称的增多同主体位置的上升存在着微妙的联系”（注：南帆《第一人称：叙述者与角色》，《钟山》1993年第3期。）。与第三人称叙事相比，它意味着对一种没有归属然而普遍的话语权威的突破，对女性个体的肯定。不管写作者是否愿意接受，在一般的观念中，第一人称“我”多多少少都会引起对于作者自身的联想与指认，而在创作过程中，第一人称往往也为作者自身留下痕迹提供了方便，它比第三人称更多地关涉到作者的自我。这就使第一人称叙事先天地具有越出文学文本的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写作者所要面对的，往往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学文本的世界，而且包括现实世界的诸种可能反应。第一人称强化了对这种反应的敏感。这样，作者自身就更多地卷入文学语境中，并会采取相应的修辞手法来应对语境。这一切都会在叙事话语中有所表现。通过分析叙事话语，我们可以看到文本与现实世界或显在或潜在的复杂关系。从这一关系，可以进一步对叙述者的主体性加以判断。这最终归结为一个问题，那就是：写作者是否通过叙述者建立起了自己的话语权威，是如何建立的。 话语权威的概念来自苏珊·S·兰瑟的《虚构的权威》一书。“它指由作品、作家、叙述者、人物或文本行为申明的或被授予的知识名誉、意识形态地位以及美学价值。”（注：[美]苏珊·S·兰瑟著《虚构的权威》，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5页。）这一概念强调了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常规对女性叙事的影响，具体到第一人称女性小说，它对于阐明叙事话语、主体性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一 乔装打扮的叙事话语 新时期初期，不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没有适合于女性小说生长的合适的土壤与充分的发展空间。极为有限的几篇小说可以看作女性小说的萌芽。它们与后来的女性小说相去甚远，但不可否认，它们是特定历史语境中对女性的关注与表达，只不过，它们的关注与表达是谨慎的，曲折的。 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北京文艺》1979年第11期）是当时引起广泛讨论的一篇小说。后来的研究者在谈到女性小说的发展历程时都肯定了它的重要地位。但这些研究所注意的大都是小说的内容，对小说的叙述形式甚少涉及。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讨论它的叙述形式，不仅是对作品的尊重与理解，也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意识形态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叙事话语。 在这篇小说中，女性叙述人“我”根据母亲留下来的笔记和自己的片段的回忆，讲述了已经去世的母亲的一段感情。母亲的故事占了主要篇幅。小说的题目就取自母亲在其中倾诉心事的同名的笔记。在这个笔记中，母亲记下了她的思念，她内心的挣扎，她的遗憾，以及在他死后她的深重的悲哀。 我们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这一占据小说主要篇幅的个人的感情世界是被放在一个讨论独身的社会话题的框架中的。从叙事声音的角度看，叙事开始阶段的声音是直率的、甚至有点儿粗鲁的。“劣种的牲畜”一词由一个女性叙述人说出，并指涉自身（虽然是猜测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无论怎样都让读者感到刺目。这让人对这个叙述人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并且从一开始叙述就在两种倾向中摇摆不定。在叙述人的层面上，开头似乎是要讲一个关于爱与不爱，关于什么是真正的爱的故事。再下面的议论则跟独身有关。然后又回到爱与不爱的问题，并试图把爱情和社会、和婚姻家庭中的责任义务结合在一起来讨论。然后就是母亲和“他”之间深深相爱但又不能在一起生活甚至连手也没拉过的故事。而这无疑是这篇作品分量最重的、最感人、最有光彩的部分。这故事所传达出来的情感力度给人留下至深印象。但叙述者对母亲故事的总结似乎只是“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着，等着那呼唤我们的人，即使等不到也不要糊里糊涂地结婚！”如果说在讲述母亲故事的过程中，叙述人表现出对母亲心中的爱的理解和感动，那么在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我们却发现她过于粗率地打发了这个故事，有意削弱了这个爱情故事的感人和悲哀之处，而把它跟一个女性独身的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叙述人的不可靠性再一次浮上我们的心头。与这种感觉相关，最后叙述人希望社会进步的大声疾呼听起来有些勉强。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篇小说在当时引起了那么大的争议。有人指责这种爱情不道德（注：肖林《试谈〈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格调问题》，《光明日报》1980年5月14日第4版。），有人引经据典证明这种爱情完全合乎道德（注：戴晴《不能用一种色彩描绘生活》，《光明日报》1980年5月28日第4版。），有人从小说开头结尾讨论社会问题的框架来证明其“揭示了严肃的人生课题”（注：田山（注：（注：王禾《揭示了严肃的人生课题》，《光明日报》1980年7月2日第4版。）。这是因为小说本身主题就不明确。准确地说，叙述人试图以公众所能接受的话题来掩护女性情感的话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文革”刚刚结束的一段时期内，文学中的主流是回顾历史，揭露“文革”造成的创伤，探讨社会、人生问题，个人——包括个人的琐碎生活、个人隐秘的感情与内心世界——还不能明目张胆地以个人的身份跻身其中。作者主观上迷恋母亲的爱情故事，但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却不能把它当作主题。在作者的主观意图和外在压力之间存在着冲突，这篇小说就是冲突的不完满解决的产物，是各种话语互相妥协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