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可以囊括生命和生存两大方面，二者特有的规定提供了作家思维的内质和审美指归，个体的主观性和民族的社会的文化思想意识等等。说到生命伦理（bio-ethics），我们就没有办法不谈到生和死，如果说生命是一个问题，那么死亡就是一份答案，二者之间的往来归逝成为人世沧桑之起始终结，死亡与爱情、战争共同构成文学的血脉和精髓。从上古的生命崇拜到中世纪的死亡神秘到现代的生死朴素；从哈姆莱特生存还是毁灭的困惑到“好了歌”好即是了，了才能好的告白；从海明威作品只有一个死亡主题到鲁迅小说结局的共同点往往就是关于死，文学表现了最丰富、最精细、最生动的死亡意识，它在向人类展开它艰涩困顿的同时又促使人类揭示它的奥秘、洞烛它的幽微，从而在更高层次上表达了对生命的热爱及对生命价值的创造。中国是个宗教氛围并不浓厚的国家，儒家文化的亚宗教性质承担了人的终极关怀使命。孔子曾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也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所以何必“悦生恶死”？（《庄子·知北游》）生，“时也”；死，“顺也”（《庄子·大宗师》）。在此类思想统治下的女性，她们价值观中的生命就是意义——每一种生命存在的形态，无论大小，都因得之不易和必要战胜苦痛，自有其自足的存在意义。 一、生命体验的浑融：“造命”和“不胜幻灭之悲哀” 诚如拉伯雷所言的要寻找一个尚属疑问的伟大命题，世纪初的女作家们在经历了“五四”的震聩，“人的觉醒”的阵痛之际，勇敢地走出深闺后宅，冲破三纲五常，去追求真正意义上的生和死。她们的精神影响了此后数代女作家。正如当代作家铁凝所说的：“文学……始终承载理解世界和人类的责任，对人类精神的深层关怀，它的魅力在于我们必须有能力不断重新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和对生命的追问；必须有勇气反省自身以获得灵魂的提升”[1]。历来被视为只会创造生命的女人将一向抛远的目光收回，“自我”由边缘走向中心。女性不断摆脱“自然生命体”，趋向“超生命体”。对死亡的关照由自发到自觉、生存到信仰、感性到理性，精神理念的创化充满了艰辛困苦。 价值信仰取向 “五四”的喧哗散尽后，“知识女性”仍然孤寂如初，“艺术化”生活何以实现？生命化成问号，答案的模糊始料未及。“知识误我”、“读书自苦”，向何处行的迷惘远不如沉醉来得轻松。“从超越蒙昧糊涂始，到回归和难得蒙昧糊涂终，从反传统始，以皈依传统终，中国知识分子就这样转着一个又一个思维的怪圈，永远在起点与终点之间循环”[2]（P151）。将死视作人生悲凉的终结，这是像庐隐、石评梅、白薇、冯沅君等浪漫主义“新女性”发出的人生碰壁后的哀音。她们把死想得很美好，认为它可以解脱一切缠绕；将死视为完全的终点，由之返生则一切皆无意义。她们也不乏“勿宁死”的战斗精神，但只空有形而上追问的意念与实验，而无途径与能力；只知人之必死，如何生都是这个终点，而不知生命的价值在于竭尽所能取得最后的辉煌，来彰显死亡。 冰心是属于望死亡而“微笑”的另一类作家。她附着于客观人生，宁静思虑，用爱来承受、化解死的苦难，万全之爱无生死，万全之爱无别离。正如云格尔在面对宗教时的箴言：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在《南归》中她把母亲的死表现得朦胧温馨，让母亲在病榻上尽享天伦。她的本意是拒绝来世，如果来生与今生不同，为什么要等待来生？如果来生与今生相同，今生就已足够。冰心将爱当作枢纽贯通生与死、有限与无限、瞬间与永恒、个体与群体，成为泰戈尔所说的“艺术的宗教”、“艺术的生活”的升华。陈衡哲将“命”区分得很清楚：“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我幼时求学的经过》），公然反驳了历来对女子“妇如影响，焉不可赏”的限定。这“造命”的生命意识是对女性价值的高扬，也是女性生命主体对自身命运的强调。丁玲以她坚韧刚毅的生命感同身受数十年沧桑，悲欣交集。早期的莎菲、梦珂是因欲爱不能欲罢不甘想“悄悄的死去”，可时代的冲击对丁玲的影响是巨大的，“倾向”成为实际行动。“苇护”是开始，“母亲”是深化，“水”则以苦难大众的群像浮雕在天灾人祸中述尽生死之值。“死去的，未死的朋友们，我将压榨我生命所有的余剩，为着你们的安慰和光荣”（《风雨中忆萧红》）。 宗教精神烛照 自然生命个体必将消亡，但若面对宗教，心理的平衡和精神的超越会成为永恒。对于生存的意义、人生的苦难、死亡的忧虑、灵魂的归宿，文学表达的是经验情感，是陷入历史社会的困惑。宗教则肩负着思考和救赎的使命，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之所以存在的原因，终究是因为我们还微弱，它是文学的起源和避难方舟。宗教对女作家的“精神烛照”可以分作两类：其一是直接的，比如冰心、庐隐、苏雪林等“五四”女作家走向基督教，或是寻找寄托和依赖，或是探讨“爱”的宗教照耀社会和个人的“慈悲的光”；其二是间接的，它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积淀，其作用只是在特定的情境下被激活。 基督教伴随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虽从16世纪开始，但在“五四”时期形成多元文化渗透，它不仅仅是上帝和《圣经》，更是西方文化的伦理道德、价值取向和情感方式。基督教超越死亡有两种方式：灵魂不死、死而复活。冰心“一个不重要的军人”是耶酥的人化，用他的精神之光温暖别人，是兰气息玉精神的灵魂监守；庐隐的《余泪》写修女只身奔赴战场，以自我的受难牺牲拯救他人，兼具超世与入世，既立足对现实社会人生的追寻，又表现出对人类终极意义的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