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休耕的土地里 只有一个女人挎着篮子 默默播撒种子 这是青年诗人蓝蓝近作《现实》中的诗句。我摘引在这里，觉得这三行诗不仅是蓝蓝的自我抒怀，更可以把它看成是世纪初的中国诗坛守望者的集体塑像。 无庸讳言，在全球性的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诗歌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诗人已从中心走向边缘。但是，在我们这个有着悠久的诗的传统的国度，诗的火种却不会轻易地灭绝。不仅是那些坚持终生写作的老诗人，而且一批批的中青年诗人，依然在诗歌的土地上耕耘着，默默地播撒着诗的种子。世纪初的中国新诗，并没有枯萎、凋零，而是呈现出一种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态势。要对这种态势做一全景式的描绘是比较困难的，这里仅就笔者观感所及，把这种态势概括为三句话：消解深度与重建新诗的良知并存，灵性书写与低俗欲望的宣泄并存，宏大叙事与日常经验写作并存。 消解深度与重建新诗的良知并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工具理性泛滥，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盛行，社会上形成某种“价值中空”。面对这种价值虚无主义，一种把诗歌视为个人的语言狂欢的看法在年轻人中很有市场，一些人不管现实，不管读者，只管自顾自地跳着自己的孤独的小步舞。还有些人在写作中寻找刺激，游戏人生。这形形色色的观点，均可以归结为对诗的人文理性内涵和诗性内涵的消解。而且直到世纪初，这种消解深度的作法在诗坛上仍有相当的市场。有位诗人在网上宣称诗歌只不过是语言游戏：“尽管会遭到多数人，主要是那些精神和心灵卫士的批驳，我仍固执地将诗歌看作一个不附带任何价值目的的游戏。……游戏就是游戏，它没有服膺于他物的工具论意义，也就用不着去考虑主体在赞颂/否定、美/丑等二元价值取向上的差异了。”（注：《网络观点》，见《2001年中国新诗年鉴》，第589页，海风出版社2002年版。） 所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年轻诗人都赞同这类观点的。实际上，当一些诗人在自顾自地进行其语言狂欢的时候，与之对抗的另一种声音也始终存在，而且到了世纪初，这种声音也越来越响亮。 柏桦说：“要面对我们自身的命运，我们的苦难，我们的欢乐、眼泪——我们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请人们写下来！庞德曾说：‘诗人是一个民族的触须’。西方亲得太多了，不要亲了，要亲亲自己的祖国。我们目前的处境认识得还不够。我们自身为什么不好好去面对自己的祖国？”（注：孙文涛：《大地访诗人》，第51页，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 江一郎说：“站在百姓的立场，以一个平民之子的身份去写作，不仅有助于找准位置，更有助于抛弃那种小资的矫情……一个诗人应该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为底层百姓悲苦的命运倾注更多的同情，怜悯和爱。”（注：江一郎：《写作者的身份：他是谁》，《中国诗人》2004年第1期。） 江非说：“诗歌就是……对时代的介入、批判，以及对广阔民生的记录、关注、承担；就是对个体生命、事物本身，以及客观存在的世界关系的个人阐释；就是对民族、祖国，以及更为恒久的自然事物和人类精神的壮烈歌唱。”（注：江非：《2001年的个人提纲》，见《诗刊》2003年第4期下半月刊。） 刘虹说：“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应警惕将诗歌沦为丧失心跳的把玩物，乃至狎亵品……对于我，写作最直接的内驱力，则来自于对异化人性的传统价值和中心文化的不认同，是自觉地边缘化精神生存下人性的持守与抗争，是自我放逐中对丰美生命的积极吁求和无奈喟叹。”（注：刘虹：《为根部培土》，见《诗刊》2004年第6期上半月刊。） 这里引的都是世纪之交最活跃的青年诗人的自白，还没有包括老诗人如郑敏先生等对年轻人的音犹在耳的告诫和呼唤。难道这些声音还不够有力，还不能说明当下青年诗人人文理性的复归和重建诗的良知的努力吗？ 发生在2003年春天的SARS疫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众灾难。SARS考验着每个民族的凝聚力与生存智慧，也考验着每个人的意志与品德。面对严重的生命威胁和生存困难，是恐慌逃离，还是冷静面对？是积极自救，还是消极求救？是救己，还是救人？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几十年来在和平环境中生活的国人从未经历的严峻考验。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的诗人不仅经受了这场严峻的考验，而且在这场斗争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SARS致人死命的方式是病毒侵入患者的肺部，最终导致病人呼吸衰竭而死。当医务人员在紧急时刻为患者切开喉管、插入呼吸机时，极容易感染病毒。在这种情况面前，那些白衣天使没有退避，而是把生的希望带给患者，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面对那些已逝的、高尚的灵魂，我们的诗人坐不住了，他们拿起了笔，不是由于领导的命令，而是出自一位诗人的良知，正如一位青年诗人所说的：“我从没有为一场灾难写下诗行/可当我在拯救灾难的现场/看到那么多女人用自己柔弱的身躯/去抗击死神的疯狂/用天使的静美/去战胜心灵的恐慌/当一个女人在日记里说/我不想做一个逃兵时/如果我不歌颂不将“奉献”“崇高”和“伟大”/这些日常生活中越来越珍贵的词/连同我感动和愧疚的泪水/一起送给我的姐妹/那么人类的良知/将宣布一个诗人的死亡”（注：卢卫平：《护士长日记》，见《诗刊》2003年第6期上半月刊。）。在这种感情的激励下，女诗人康桥写出长诗《生命的呼吸》，以史诗般的庄严文字记下了这场特殊的战争，献给在非典时期被SARS的风刀霜剑所磨砺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诗人的探索并未局限于抵御SARS本身，而是由此思考到我们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些更根本的问题。这是刘虹在SARS肆虐期间写给抗“非典”英雄钟南山的一首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