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现代家族小说的人物画廊中，叛逆者和边缘人是最能突出体现作家创作意旨的人物形象。析理和解读这两类人物群体，是探求东北现代家族小说要义的关键所在。 自巴金始，中国新文学家庭小说都在重复着一个基本命题：革命对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终结性消解。在革命的冲击下，传统封建家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家族内部的矛盾趋于白热化。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由观念上对旧家庭的反叛走向行动上对旧的秩序与伦理的破坏与颠覆，企图用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化来救赎古老的家庭和社会。五四以来家族母题小说的这种叛逆与救赎的深度模式深深地影响了东北作家的创作。东北现代家族小说中创作得最成功的形象不是那些意志坚定的彻底的反封建的战士，而是在传统家庭伦理的与现代家庭理想之间徘徊的怀揣救赎思想的叛逆知识分子。《科尔沁旗草原》中的丁宁、《绿色的谷》中的林小彪、《平沙》中的白今虚、《麦》中的陈穆等无疑是这类文化新人的代表。五四以后东北作家主体意识觉醒，在传统文化精神的滋养与西方现代思想的渗透下，青春力量扩张，主观意志高扬，情感的骚动与人性的弱点种种复杂的感受交织在他们的思想性格与心理情感中，自然也反映在他们笔下创作出来的人物形象中。这些东北青年知识分子在历史巨变和民族灾难面前，面对旧家族的不可逆转的衰败表现出了一种对封建家庭制度的叛逆和对精神家园的拯救相交织的复杂的人性特征。 旧有的家庭和家族的伦理的合法性陷入窘境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它提出质疑的恰是这些来自旧家庭内部的叛逆与救赎的文化新人。在这些年轻一代的身上，表现出非常相似的思想性格，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来自于他们超强的思想观念在旧的家族中得不到认同，因为对旧有的家族的叛逆和格格不入而产生无路可走的彷徨，激情的呐喊难以得到回应。他们狂热、敏感，都有比较突出的自我本位立场。这群知识分子身上的精神性格不仅带有家族、时代的印痕，更多的是知识分子在人的意识觉醒后对自身主体精神人格的自发显示。《平沙》中的白今虚，少年起就清高自赏，寡言自守，“一半是鲠直，一半是傲岸”。寄住马府后，目睹了马府的淫乱和污秽，不堪生活激变的打击离家出走，他“开始有意的白热”，也“开始有意的灰颓”；他曾投身于学生运动的“狂潮”，但“潮退时”，他“虽是没被吞入，也没被吐出，却陷入了错迷的泥沼里，永久不拔。他简直不再深信他至今所深信下来的一切了。他感到不堪拯救的绝望和绝情”。他当了一名小吏，“足足有两年之久，在醇酒妇人里埋葬了他的灵魂和智慧”。调“京城”后，他一度对都市生活感到新奇、欢欣，但他随即感受到这新奇的一切，“无非是土和砂”，“他在这涂着鲜艳的颜料的土和砂里，发现不出他的期待着的新的灵魂和智慧”，他转而滥看杂书，想在老、佛、波德莱尔、法兰士、尼采、屠格涅夫等中寻觅灵魂的归宿，但结果更陷入“大昏迷、大疑惑”中，他“感到有灵魂在转地疗养的必要”，便重回故乡。然而此时故乡已人事全非，马公馆里死的死、疯的疯、逃的逃。古丁笔下的白今虚无法与颓败混乱的家庭为伍，在目睹了这旧家庭的崩溃后，置身于这般颓落中无法心宁，只得再度离家远行，孤寂地独步。在白今虚的身上体现着一种典型的来自旧家庭的文化新人面临的“沉没”和“自救”并存的孤独的心态。 作为现代知识分子，这些青年人不同程度地受到过西方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追求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崇拜西方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卢梭和康德的学说，反对封建专制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在他们的家族思想性格中融入了现代意味，有理想的家庭模式，所以他们对旧有的家庭秩序和生存秩序都充满了反叛的精神，在潜意识中总是希望在自己这一代身上实现救赎的理想。《科尔沁旗草原》中的丁宁，是在日军侵略的动乱之下，在呈现出山雨欲来的危机时刻，丁家出现的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他既是一个热情的青年，又从他父亲遗传了富豪公子的感伤。他在南方受教育，远离家乡到上海求学时加入了思想激进的文学社团，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他从南中国带回了新知识和人道主义，于是由他的心灵之灯，照亮了科尔沁旗大草原的一角黑暗。浮现在丁宁眼前的千万农民黝黑的泪脸、深宅大院里淫逸得厌倦、备感虚无的男女，使他对旧家族生活产生了深深的厌恶。他亲眼目睹了草原上“畸形的、缺陷的、病态的”社会人生，他“在想着，这样，就是这样才应该怎样去救护呢，救护这可爱的人生啊，让生命纵情地跳跃啊”；他感慨于贫与富都处于病态之中，“多余的劳动，把人折伤了，而在另一方面，无可奈何的无事可作的懒散，却在蠢然的浑身生了触角似的，患着极度的神经衰弱了。”他非常同情雇农的遭遇，并下定决心致力于改善雇农不幸的生活处境，他充满自信地认为自己是“亚历山大的坯子”，雄心勃勃地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此时的丁宁是作为具有几百年创业历史的大家族的叛逆者形象出现的，与充满原始资本积累血腥气的祖辈相比，他已经成为富有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的“新人”形象。生存作为第一要义，一直是丁氏家族恪守的人生哲学。丁氏家族以此为精神动力贪婪地攫取财富，而到了末代男儿丁宁这一代，又企图通过改善农民的生存问题实现“新人”的理想和抱负。他在反省自己带有祖先强悍粗鄙的本性以后，主动向农民作了让步并再一次离开家乡，把希望寄托在农民之子、反抗的英雄大山身上。在他的心目中，大山无异于草原精神的化身。这里的草原作为丁宁的精神家园已经超越了祖辈的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而成为农民具有反抗苦难意识的心灵圣地。 《绿色的谷》中的小彪显然是“喜欢涉猎各种新出版的书籍和杂志”，而受到“五四”以来的新思潮、新观念影响的新一代知识青年。这位拥有大片土地的少东家，从小丧父，虽然是地主的儿子，可母亲却是下坎小户人家石海廷的女儿。父亲死后，母亲“简直就是老石家的一条驴”，在舅父石德海的唆使下，她实际上是被卖给了住洋行的买办钱如龙。有钱太太家的生活，愈合了心灵上的创伤，她的性格被严重扭曲，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她挨打受骂，每天受到钱如龙鞭笞的时候，便“缅想起昔日少女的纯洁的生活，暗自啜泣”。同母亲一起生活过的小彪自然看得一清二楚，从小就滋长出对这种生活的厌恶情感。他认为，“人生是个大骗局，历史也是个大骗局，他骗你，你骗我，我骗你……互相欺骗，互相作假”。从外面的世界读书回来之后，开始大胆地追求个性的独立与解放，追求自我价值的真正实现；他蔑视祖辈留下的殷厚遗产，认为那不是属于自己的；他抛弃封建门第观念，追求美好的爱情。小彪对小莲的爱是真诚的，是这位淳朴的农家姑娘使“那些生长在都市中的女人，被脂粉抹平了脸的女人，一个一个地从他的记忆的网罗跌落下去”。但在壁垒森严的阶级社会里，他们的爱情之花是难以开放的。对于管家霍凤与姑姑相爱而不能结合，他深知这是“缺陷的制度”所使然。“他几乎想击碎所有旧的堡垒”和“缺陷的制度”，也为自己的宅第高唱过挽歌：“没落是你的出路。”作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小彪知道姑姑林淑贞要以高价出卖河套地的时候，极力反对。这对自家不无好处，可他表示：“这种好处我不想要，我们得为大伙着想。”他望着眼前“懒惫的土蛇似的柳条边，曲折如羊肠的寇河的支流，枯萎的大片草甸”，也“宛如嗅着那草的干枯的香气，使他幻想春天的山谷的美丽”。他对下坎佃户充满同情，对劳动人民依恋，以至于最后发出“我的土地也并不是我的，我想把它们全部送给你们”的誓言。他也寂寞、空虚、苦闷，也曾经信奉人生只不过“随便玩玩”的哲学，但狼沟佃户、绿林英杰和家乡沃土又给他一个极大的滋养和润泽，他看到了封建买办、乡间恶痞那“自私、贪婪、欺诈、没落”的鬼脸，真正感到了农民才是真正的土地的主人，终于将田地分给佃户，把祖辈的产业“一把灰扬出去”，成为“给自己的宅第唱挽歌的歌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