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与穆木天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不解之缘，近二十年未曾中断，成为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我与穆木天的相遇完全是偶然的。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还在吉林师范学院工作。这时候我遇到了索荣昌老师，他是长我近二十岁的老教师。他最初开的课是“鲁迅研究”，但我很快发现他实际上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穆木天的作品和生平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上。他与穆木天“同乡”，是吉林省伊通县人，研究穆木天自然寄寓着那份别人不具备的“乡情”。但我以为，当时在学术研究受“天时、地利”等诸多限制的情况下，他做出的这种选择是十分明智的。80年代初是所谓“拨乱反正”时期，整个学术界关注穆木天的研究者能有几人？索老师经过中国“传统”的学术训练，对资料极其看重，为搜集资料同时也是为了使这一研究得以更好地展开，他结识了杨占升等老先生，并得到了杨先生的支持。他与当时在学界埋头于学科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且关注穆木天的蔡清富、李伟江、张大明等我素所佩服的先生建立了纯真的友谊，又与穆木天的女儿穆立立始终保持着联系。在他们的努力下，穆木天研究资料的发掘和整理是极为丰富和完备的，这在当时更关注鲁、郭、茅、巴、老、曹等作家，且又为郁达夫、沈从文等一个个新的研究“热点”所影响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是很难想象的。《吉林师范学院学报》主编黄湛先生与索老师同样有着把研究作为“事业”来做的坚韧品格和甚大气魄，通过省社科重点项目“穆木天研究”的研究，他们在全国扶持了一批穆木天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在学报上开辟了“穆木天研究专栏”，持续不断地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既深化了研究又极大地提高了该学报的知名度。于1990年秋，他们主持召开了“全国首届穆木天学术研讨会”，会后又为《穆木天研究论文集》的编辑和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我就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被动”地走进了穆木天研究。所以说“被动”，是因为我这个有着江浙血统的北方人，当初正埋头于鲁迅研究，对穆木天研究多少有些不以为然，因而有一种“以鲁视穆”心态，这是我的鲁迅研究带来的“陷阱”。应该看到，中国现代文学中任何一位具有成就的作家都有自己的丰富而深刻的内心世界，都有自己的个性存在的位置。作家研究最重要的是通过他的作品进入到他独有的世界中。对我而言，走近穆木天是需要一个艰难过程的。“文革”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研究者几乎都是从作家研究起步的（这与后来的研究者有些不同），他们第一步的工作又几乎都是从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和阅读作家的作品和生平史料开始的，首先为这个作家编出年谱或生平传略，这是研究的基础。随着研究的深化，对作家在文学史上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以及研究者“自身”的某种“情结”便不断有所发现。对于研究者来说，他的研究是否具有生命力，是否能够真正走进作家的内心世界，是否能够把作家留下来的文字转化为自己生命的“血肉”，后者可能更为关键。后来，《新文学史料》邀我写《穆木天传略》，索荣昌老师把他多年来搜集到的穆木天的全部作品和生平史料毫无保留地给了我，这为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我认真地阅读了这些资料，真正地感到了进入穆木天本有世界的艰难，在我的感觉中，这好似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当时，更触动我深入思考的，是关于穆木天对早年生活的回忆及相关材料，阅读过程中不由自主地时时被记忆中的一幅幅画面所打断，那些我熟悉的但又多少感到有些陌生的生活场景在撞击我。那就是我曾经在吉林省的山区经历的五年的“知青”生活，我真的是把自己的“根”扎在了那片土地中，它成为我一生中最能触发思考力和想象力的“经历”之一，成为我后来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精神资源之一，当然，这也是我为什么能对穆木天的早年生活产生一些感同身受的体验的原因之一，而且，这种使我走近穆木天的“情结”，又是我当时正在思考和写作的《鲁迅与浙东文化》一书的内在推动力之一，即鲁迅作品中再现的他的早年生活，早年生活中蕴含着的贯穿于他的创作并为他有意或无意凸现的“浙东文化”对他的影响。我对这种影响的发现与我走近穆木天的“情结”之间产生了惟有我才能感受到的“同构”。这对我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 二 几乎任何一位学者的学术研究，都不可能将穆木天与鲁迅相提并论而提出他们身上存在着某种一致性，但在我的感觉中就是这样的。首先，穆木天的艺术天分、知识结构、创作成就和他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影响及贡献，是远不能与鲁迅相比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现代文学所显现的多元文化内涵中他们没有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要认识这一点，涉及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涉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内涵的认识。 文化是文学得以形成的最重要的基础，相对于文人的书面文学的人为性特点，文化（主要是民间文化）更多地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在性和自然生长性，它确立在发展变化极其缓慢的自然生态环境之上。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的文化中心的不断转移，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对相对优越的地域性自然生态环境的选择。中国文化中心经历了从中原至西北又不断向江南转移，逐步脱离了它形成之初与中国更广泛地域的多元文化相依存的自然状态。自宋代以后，江南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至清末，虽然帝都北京是政治中心，但文化最发达的地域仍然是江南，主要是江、浙、皖地区，中国文化版图中边缘省份的地域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逐步“边缘”化了。清末中国文化所植根的地域文化的不断缩小，江浙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又促使这种底气明显不足的文化偏于柔弱、纤细发展，这是一种充分“士大夫文人”化的发展趋向，只能依靠充分“经典”化以维持其“主流”位置。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就是这样，到清末已然蜕变成与“边缘文化”相绝缘的贫血儿，蜕变成根本无法自我更新而行将就墓的垂死者。“五四”先驱者就是这种“主流”文化和“主流”文学的掘墓人和送葬者，使维系中国文化的固有文化板块破裂了，也就使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主体发展重新获得了与能够赋予它自我更新的血液的“边缘文化”相联系的可能。 王富仁先生近年来站在维护“五四”的立场上对“五四”的反思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中国文化的核心地区发生的”，“是由那些具有了更广泛的世界眼光和世界联系的归国留学生具体发动的”，这带来了“五四”新文化和“五四”新文学建构中的“边缘文化”的缺位，这种缺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二十年代的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发展趋向性”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特定的发展趋向性”“有它不可能没有的局限性”，使新文化运动仅仅“取得了表面的胜利”，“埋伏下新的文化的或文学的危机”。这种“局限”和“危机”的突出表现是，一方面新文化、新文学形成了“以世界强势国家的强势文化为统一的价值标准”的“世界主义文化倾向”，另一方面则“重新把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价值标准提高到一种普遍的、绝对的文化价值标准的高度，将其凌驾在世界各个不同民族文化之上，并自觉不自觉的将其作为统一世界文化的价值标准”，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倾向”。[1]（P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