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生、嬗变深受日本文学影响，日本文学的某些因子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建构，所以要清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就必须反思日本文学影响这一事实，也就是应尽可能地返回历史现场，弄清中国近现代文学认同、接受日本文学的政治文化与民族心理背景及其特点，追问日本文学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现代性想象、建构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意义何在，由此深化对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认识。 一 近现代中日文学关系的桥梁是留日学生（梁启超等少数人例外），日本文学主要是经由他们而影响中国文学的。留日学生是甲午战争后中日关系逆转的产物，留学日本目的在于吸取其近代化良方，并由日本获取“泰西各学”，即政治、律例、理财、外交、武备、农工、商务、矿务之类。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陈述的“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之理由是：“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凡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注：张之洞：《劝学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这段文字表露了张之洞乃至当时朝野上下的两种心理：一是求事半功倍的走捷径心理，也就是一种急功近利心理；二是由“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所体现的对日本西学、日本近代化经验的一种信赖乃至依赖心理。 当时中国人，尤其是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了西方文明的优越性，渴望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在心理上却有一种恐惧感，担心对西方文明的引进会危及中国固有之文明，尤其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日本却依靠专制的国家主义完成了自上而下的维新变革，成功地实现了近代化，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这实际上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树立了一个榜样，张之洞乃至一些文化精英倡言留学日本，最根本的动因，在我看来，主要不是路近省费，而是对日本那种有助于巩固专制的国家主义利益的近代化模式的认同。 留日学生长期生活在日本，接受日本式教育，对日本文化、文学逐渐产生了某种程度不一的认同感，例如鲁迅对日本“认真”、“余裕”文化的认同（注：参见方长安：《鲁迅立人思想与日本文化（下）》，《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5期。），周作人对日本人“爱好天然”、“崇尚简素”文化的喜爱（注：参见周作人：《最初的印象》，载《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他们虽然遭受了种种不公平的民族歧视，但对日本近现代化本身并无抵触，甚至极为向往，因为他们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向中国输入日本近现代化经验。这样，他们与日本文化、文学间便缺少文化、文学传播接受中应有的距离感，也就难以在认同、接受中作一种冷静的观察、分析。这意味着他们中多数人难以看清日本文化、文学的优与劣，势必导致接受上的某种盲目性。而这些留日学生，大都是关注现实、满怀理想的激进的革命青年，充满青春激情，为拯救祖国，在世界上重塑中国形象，他们恨不得一下子让中国实现近现代化，跨入世界强国之列。所以只要他们认为是有用的，就于焦虑、情热之中不惜一切地加以介绍、吸纳，因而往往是热情有余而冷静不足。 留日学生这些特点和上述张之洞所流露出的两种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共同作用，使中国近现代文学对日本文学的认同、接受变得极为复杂，即：它在促使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生长的同时，又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潜在地制约着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健康生长。 二 认同、接受日本文学的立足点是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需要，目的在于解决中国文学转型、现代性追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这一立足点，一方面使认同、接受从未游离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学新旧转型与现代性的生长；而另一方面又使认同、接受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讲毫无余裕可言，接受空间被限制，作家们在急功近利心理作用下，未能全面、深入地开掘出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多重可能性意义。 作家们是带着问题去请教日本文学的，诸如：文学怎样才能更有效地承担、传扬维新与启蒙意识；怎样才能使传统的封建文学迅速地转换成新世纪人的文学，人的文学的内在关系、价值取向与意义应如何界定；文学革命应如何向前推进，如何向革命文学转变；萌动于五四时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在1930年代应如何开拓生存空间，取怎样的存在形式，等等。这种现实问题意识的介入，使得认同、接受虽为个人化行为，但目的却是现代民族文学建构。所以，对日本文学的任何一种述说，都具有现实针对性与目的性。这样在晚清文学变革、五四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三阶段的转换、流变的关键处，都留下了日本文学的印迹，每一阶段文学的展开方式都多少与日本文学间存在着联系。换言之，在许多问题上，中国近现代文学从日本文学那里获得了启示，增强了文学承担民族国家叙事的自信心，日本文学影响有助于转型期中国文学走出某种困境，加速了中国文学新旧转型与现代性的生长。 这种强烈的现实意识的介入，使得鲁迅、郭沫若等接受者，虽留日多年，但从未产生被他者同化的焦虑感，他们的创作完全是中国式的，没有移民文学中那种唯恐失却自我的焦虑意识。他们尽管有时对日本某种文学理念、思潮十分认同并积极借用，但强烈的问题意识使这种认同、借用永远只具有工具意义，他们的创作（哪怕在日本）始终未因被影响而失去民族性、现实感。 然而这种现实问题意识的介入，本身即是一种急功近利心理的反映，它使整个接受过程一定意义上讲毫无余裕可言。寻找答案的意图与方式，使作家们很少去深入地研究日本文学，无法真正品味出日本文学的神韵，使作家们对日本文学的认同、接受，主要落实在那些与中国文学现实需要相契合的内容上，如政治小说、新村理念、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等等。加之受中国传统直观思维方式的影响，他们往往无意于去深入分析它们所发生、存在的具体语境，以及这种语境所赋予它们的特定含义与意义，而是以直观的方式，作笼统的理解、认同，然后从自己的现实需要出发，去夸大某些表层意思，使之偏离了原义。比如“新感觉”在日本往往具有象征的深度，而刘呐鸥、穆时英却将“新感觉”完全平面化，强化其字面意思，使之仅具有呈示感官性都市表象的功能；又如梁启超在传统功利主义文学观作用下，从维新改良目的出发，赋予了晚清政治小说较之于它的效法对象——日本政治小说更浓厚的政治功利色彩，使之极端化。而对那些远离中国文学现实需要的美学因素，他们则不感兴趣，也就谈不上去探寻、揭示它们对中国文学发展可能具有的意义，比如日本文学的“余裕性”，对于功利主义的中国文学来说，能起到某种平衡作用，但除鲁迅外，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