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今天的格局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的兴起所致。先锋文学在还原文学的主体地位、探索文本的表现潜能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为文学创新的预设提供了绝佳的范本。先锋文学不仅进一步引发了当代文学对新的叙事结构追索的热情，也在文学创新的同时为后续新秀提供了文学“叛逆”的精神品格范本。如果我们要找到先锋文学精神传承的脉络，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诸多作家群体中，“新生代”即被明确指认为当然的承继者，所以它也被称为“后先锋”小说，本文旨在通过对先锋文学生成的简要回顾以及此后为人们所关注的作家群体的分析，寻找出先锋文学对文学语境变化的影响，同时，也希望能够找到为其所遮蔽的一些文学现象。 1 当今文学竞相出新的格局固然能让人读出文学的活力所在，但是，“叛逆”的精神能否被指认为文学精神的全部？如果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今天文学创作和研究的视野就应该有更大的包容性，而不仅限于对裹挟着“创新”的“叛逆”的凝望，当代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或许会在先锋之外寻找到更多的热点。面对先锋文学以后的文学，我们可以随时间的推移看到“个人化”写作、“后先锋”、“70年代后”作家等等，在这些作家的文本续接中，“叛逆”的氛围没有一丝的减弱，而被书写的文学世界却在逐步缩小，一致性的特征又是那么惊人的相似，即不断从个人经历的角度展示和表达人性的欲望，这可不可以算作是对社会和“他者”越来越强烈的不合作态度，并且成为已有历史和传统最为彻底的叛逆者？对先锋精神的钟爱使我们不断追寻新的先锋的踪迹，即便遇到以极力贬低文学价值来显示特立独行的人，也要竭力发掘他的后先锋精神并使之步入文学的殿堂，这也是表明文学宽容的一种？类似的当代文学热点的寻找是否有可能构成对文学自身新的遮蔽？似乎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纯文学形而上的预设在这里发挥着巨大的引导性作用，在文本方面，文学的纯粹性不断鼓舞人们祛除文学的“现实性”，文学的创新性不断排斥着文学的传统性。刘再复所提出的“文学主体性”在得到热烈响应的同时，又由于其“古典人道主义”理论根基的时代性问题而被迅速跨越过去，关注作为“他者”的人也随之被关注“个我”的人进入文学的书写状态。在今天看来，这种超越的深层意义更能体现出割断文学的社会性根基的决绝态度，文学的“纯粹性”也因此变得更具备本体性的特征。按照这番逻辑的铺垫，对当下作家队伍的日益年轻化似乎也不难理解，因为对“个我”的展示与表达无须对他人或生活的费力咀嚼，无须经过时间长河的过滤洗涤。然而，随着“70年代后”作家的出现，这种纯文学预设的标准却显出某种尴尬。一方面有人以“惟新”的标准肯定“代际交替”的必然性，并将他们作品中显露出的“审美意趣”看作是文学进步的表现（注：参阅魏心宏《我看“70年代以后”作家》，载《山花》2002年第4期。），另一方面，这些作家被人指认为有“商业炒作”的嫌疑，诸如“美女作家”一类，而且，其中也有人因对文坛产生“怪模怪样的冲击力”而跻身之列。不能否认，这批作家的写作是此前个人化叙事的延续，他们的个人欲望生活也达到了先前未曾有的状态，但是，“商业炒作”已经破坏了“纯文学”的约定，这还能算作是向“纯文学”无限趋近的先锋吗？还能算作是一种文学的进步吗？ 对于上述当代文学发展现象，我们不妨将其表述为“文学视点的狭窄化”，这不仅继续加重了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边缘化过程，而且也造成了当代本土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资源的匮乏，使其更加依赖外来话语的支撑而无力从本土的文学实践中汲取营养。文学的“创新”在这种视点的狭窄化过程中，不过成为个人欲望“代际”变换的护身符，而文学的形式技巧、方法手段的创新与否渐渐也可待以后“做耐心、细致的分析研究”。那么，为什么不是先作此番工作，随后再给类似的“流派”冠名推出？很明显，一种已被公开认同的逻辑在这里发挥着效力，即只要能够彰显新的“叛逆”和“个人欲望”，就能够在文坛上竖起一面新的旗帜。流派在这里已经显得过时，而“代”的概念从时间上判断即有了区别于“旧”的“新”的特征，同时也能传递出承接先锋之后的寓意，因此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广为使用。那么，犹如走马灯样的代代更迭（以“更迭”替代“创新”似乎更为恰当）而不去深究文学深层的意义，这和消费时代的“时尚”又有多少本质上的区别呢？ 2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先锋文学，以其文本叙事的新鲜形态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的视野，并以自己的实践快刀斩乱麻般地了断了批评界、理论界喋喋不休争论的诸多话题。文学理论上的文学与社会关系问题、真实性问题、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文学创作上的主题、题材、情节、人物性格等形式要素等等，在马原等人的“叙事圈套”里被轻松绕过，传统的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在此失去了话语资格。先锋文学不只从文学本体论的意义上，使当时的人们为文学终于寻找到自己可以依托的形式而感到巨大安慰，也产生了文学研究正在步入正途的感受。如较早使用“先锋文学”概念的吴亮所说：“在我印象里，写小说的马原似乎一直在乐此不疲地寻找他的叙述，或者说一直在乐此不疲地寻找他的讲故事方式。”（注：吴亮：《马原的叙述圈套》，载《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3期。） 先锋文学在诞生之初就大受追捧，显然还有远远大于其形式意义的其他原因。由于它出现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之后，尤其是改革文学并未塑造出成功的“新人形象”，人们渐渐从热衷于现实的指向性而产生对“干预生活”等原则的怀疑，同时，在其背后作为理论话语支撑的“客观性”、“真实性”等概念以及哲学上的认识论基础亦逐个成为被质疑的对象。人们从原有的理想观念出发，却又感觉到文学干预现实生活的无力，因此，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成为文学回归本体的首选，并随之开始寻找个体意识的独特表达方式，而原有的创作原则由于体系化地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因此，被看成是在走向文学本体过程中实现整体性跨越的巨大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