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四松堂集》付刻底本与刻本的关系 《四松堂集》付刻底本是胡适在民国十一年(1922)四月买到的。现藏国家图书馆善本室，我在国图和朋友们的帮助下，在善本室仔细看了这部《四松堂集》付刻底本。胡适在书前有一段长题，可以借此了解此书的情况，兹摘录于下： 我访求此书已近一年，竟不能得。去年夏间在上海，我曾写信去问杨钟羲先生借此书，他回信说辛亥乱后失落了。今年四月十九日，松筠阁书店在一个旗人延某家寻着这一部稿本，我仔细翻看，见集中凡已刻的诗文，题上都有“刻”字的戳子，凡未收入刻本的，题上都帖(贴)小红笺。我就知道此本虽(确)为当日付刻的底本，但此本的内容都有为刻本所未收的，故更可宝贵。 即如第一册《赠曹芹圃》一首，不但《熙朝雅颂集》《雪桥诗话》都不曾收，我可以推测《四松堂集》刻本也不曾收。 又如同册《挽曹雪芹》一首，不但题上帖(贴)有红笺而无“刻”字，可证其为刻本所不曾收，并且题下注“甲申”二字，帖(贴)有白笺，明是编者所删。此诗即使收入刻本而删此“甲申”二字，便减少多少考证的价值了。 我的狂喜还不曾歇，忽然四月二十一日蔡元培先生向晚晴簃选诗社里借来《四松堂集》的刻本五卷(下略所列卷数)，卷首止刻纪昀一序和敦敏的小传，凡此本不曾打“刻”字戳子的，果然都不曾收入。 三日之中，刻本与稿本一齐到我手里，岂非大奇！况且世间只有此一个底本，居然到我手里，这也是我近年表章(彰)曹雪芹的一点苦心的很大酬报了。(下略) 十一、四、二五，胡适。 胡适的这段题记，基本上为我们说清楚了《四松堂集》付刻底本与《四松堂集》刻本之间的关系，胡适说：“集中凡已刻的诗文，题上都有‘刻’字的戳子，凡未收入刻本的，题上都贴小红笺。”我手头恰好有《四松堂集》的刻本。这本书说来也巧，一九五四年我刚到北京不久，在灯市东口一家旧书店里，在书架的最底层的面上，放着一部《四松堂集》，书上厚厚的一层尘土，我心想可能是同名的书罢，我随手拿起来一看，卷首居然署“宗室敦诚敬亭”，开卷就是“嘉庆丙辰长至后五日河间纪昀”序，这是千真万确的宗室敦诚的《四松堂集》，当年胡适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没有买到，还是蔡元培给他借来的，我却不费吹灰之力，而且以极低的价格买下了这部书，实际上书店老板根本不知道这书的价值，所以任其尘封，以后我在各书店一直留意，五十年来竟未能再遇，这次我就拿这部《四松堂集》的原刻本，与胡适的这部《四松堂集》付刻底本对照，验证了胡适的话是大致可信的，刻本比底本少了很多诗，连悼念曹雪芹的那首诗刻本都未收。不过，胡适对于《挽曹雪芹》诗题下的“甲申”两字，却仍有未经深思之处，此事待下文再论。 特别是胡适只注意到“付刻底本”删去的诗，却没有注意还有比“付刻底本”增出的诗。据我的统计，“付刻底本”共删去诗43首。但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是在“付刻底本”结束后，刻本又增出15题31首，为“付刻底本”所无。这是以前谁也没有注意到的，甚至胡适认为有了“付刻底本”，刻本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其实完全不是如此。所以刻本和“付刻底本”对研究来说都是有用的资料，并不是有了“付刻底本”敦诚的诗就尽在于此了。 二、关于《四松堂集》的编年问题 关于《四松堂集》和《四松堂集》付刻底本的编年问题，在《四松堂集》付刻底本第二册(胡适题《四松堂集》下)内有一首诗，题为《三月十四夜与佩斋、松溪、瑞庵、雨亭至黑山饮西廊看月》，诗云：“吾诗聊记编年事，四十八年三月游。五客四童一瓮酒，黄昏白月黑山头。”按乾隆四十八年岁在癸卯，在此诗前正是《癸卯正月初十日，乾清宫预宴恭纪二首》，前后紧接，因此吴恩裕先生文中特别强调“敦诚的《诗钞》① 是比较严格地编年的。再看他的自白：‘吾诗聊记编年事’一语，更可证明。”② 但我认真查核《四松堂集》付刻底本，书中关于纪年有多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是在诗题下有明确的纪年，如“付刻底本”第一页第一首《农家乐》题下有“丙子”的纪年，如同集后边《雨中泛舟》题下有“癸巳”的纪年，如后边《北寺腊梅嵩山日使人探之，今春稍迟，至仲春下浣始放，因相约入寺，上人万钟置茗饮共赏其下，且拈春字韵索诗，即书以寄谢》，题下有“辛丑”的纪年等等。第二种是诗题本身即含纪年，如《癸卯正月初十日，乾清宫预宴恭纪二首》，诗题开头即含纪年，又如《辛亥早春与鲍琴舫饮北楼，其友王悔生、恽简堂、张皋文为不速之客，琴舫有作，次韵二首》，这也是诗题一开头就含纪年的(此诗“付刻底本”上无，是刻本所增)。上举前一首诗，在“付刻底本”上未加删除，在刻本上也仍保留诗题的纪年。这是一种特殊情况。但到上述第一种情况的纪年时，即诗题下的小字纪年，在刻本上都已加删除，尽管底本上未加删除符号，但付刻时也作删除处理。只有诗题本身即含纪年的一首付刻时未加删除。第三种情况是题下原有小字纪年，编定时在纪年上贴小白纸片盖住，表示删去纪年，如《南村清明》题下原有小字“癸未”，编定时“癸未”两字被小纸条贴盖，经揭去纸条，才能看到下面被覆盖的字，又如《挽曹雪芹》一首，题下原有“甲申”两字纪年，付刻前又用小纸片将“甲申”两字贴盖掉，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又干脆在题上加了“×”，表示删去此诗。细看原稿，诗题上已有o(这个o因墨重已变成一个圆墨点)，表示入选。后来又加“×”表示删去。如果一开始就决定删去此诗的话，题下覆盖纪年的白纸条就无须多此一举，故此诗的删去估计是经过反复斟酌的。特别是此诗的下面一首是《遣小婢病归永平山庄，未数月，闻已溘然淹逝，感而有作》，诗说：“……一路关河归病骨，满山风雪葬孤魂。遥怜新土生春草，记剪残灯侍夜樽。未免有情一堕泪，嗒然兀坐掩重门。”死者是敦诚的侍婢。给她写的挽诗倒入选，为至友曹雪芹写的挽诗，反倒被删掉，其间什么原因，值得深思，包括贴去“甲申”两字的纪年，是否还有纪年不确等情节也可思考。又社科院图书馆也藏有《四松堂诗钞》抄本一册，确是乾隆抄本，内有这首《挽曹雪芹》诗，题下“甲申”两字未删，但此集未抄完，最后一首是《上巳后一日，同佩斋、瑞庵、雨亭饮钓鱼台，台在都城西》。以下还有约五分之一的诗未抄。所以此本是未定本，故“甲申”两字未删。又如《送李随轩廷扬编修之任粤东二首》，题下原有“壬辰”纪年，题上已加盖“刻”字印戳，但题下的纪年仍用白纸贴掉。第四种情况是题下纪年用墨笔圈去，如《清明前嵩山庭中梅花盛开相招，因事不果往，记去春主人置酒，蒋银台螺峰，朱阁学石君，王员外礼亭，方水部仰斋，暨予兄弟俱在座，颇为一时之盛，倏忽一载矣。即次荇庄看梅原韵却寄二首，且冀补嘉会云》，题下原有“丁未”纪年，编定时用墨笔圈去。又如《南溪感旧，记乙未初夏同墨翁、嵩山于此射凫叉鱼，倏尔十三年矣》，题下有“戊申”纪年，被编者用墨笔点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