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在一些文章中讨论过明清小说的地域性问题，大量的通俗小说往往是在特定区域产生或流传的，这种地域色彩的凸显打破了传统文学长期以来形成的南北风格二元对立的局面，成为小说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值得注意的是，明清小说——这里指的主要也是通俗小说——还有另一个地域问题，即在不少作品中都有涉及异国的描写。与本土地域色彩不尽相同的是，这些涉外描写以及对异国的想象，更多地是在文化层面而不是单纯的地理层面展开的，其中相当一部分还带有虚幻性。就其文学意义而言，也远不如中国本土地域性突出与成熟。尽管如此，明清小说的有关描写还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而这种看法不仅为当时的中外关系及其对传统社会所形成的日益尖锐的挑战作了一个生动的注脚，也可能为当今文化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他者问题”(the other-ness)作一个有趣参证。萨义德(Edward W.Said)在《东方学》中梳理了西方世界中关于“东方”的话语表述，说明其在西方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识中的影响。这一理论在方法上有助于我们审视明清小说中的相关现象。简言之，在跨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必然会形成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想象，也就是所谓“他者”，而明清小说所构建的“他者形象”，无论清晰、正确与否，都有必要予以全面的考察，或许这也可以成为古代文学参与当下文化研究的有益尝试。 一 明清小说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的文学基础与史实依据 明清小说的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既有文学的基础，也有文化的渊源，当然还有史实与现实的依据。 在早期的中国古代小说中，有关殊方绝域的想象相当丰富，它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更广大的空间的好奇，也为后世的小说创作奠定了一个想象的文学基础。这当中最重要的当属《山海经》，它以一个文化心理的中心为基点，展示了由这个中心向四方延伸的丰富想象与描写。这一想象与描写逐步形成了影响久远的“《山海经》模式”，其特点是以中国为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以外的世界描绘成离奇的、诡异的地方，那里生存的也是各种奇形怪状的生物，如“犬戎国”民“状如犬”之类。唐代小说《酉阳杂俎》中，仍专有一类《境异》，记述境外奇人异事，如“无启民，居穴食土，其人死，其心不朽，埋之，百年化为人”。直到清代小说《镜花缘》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模式的灵活运用①。如果说小说中的“《山海经》模式”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么，大体上早期作品更多地可能表现了先民的一种渴望了解外部事物的求知欲以及对自我中心的确认；唐人小说中的相关描写则开始显示出矜奇尚异的文学趣味；而到了明清，这一模式则往往更鲜明地体现着所谓“华夷之辨”的观念。 影响明清小说异国想象的另一个文化渊源则是随着佛教传入带来的空间观念，其中有对西域的认知，更有许多幻想的国度。例如在佛经中有遇风浪漂至异国的故事，《佛本行集经》卷四九就记述一批商人在海上突遇恶风，船被吹至罗刹国。这一叙述模式也常为古代小说所借用。《酉阳杂俎》中有一篇流传甚广的《长须国》即叙十人随新罗使，风吹至长须国。此长须国实为虾国，作品的故事性很强，人物描写也生动，与佛教传说在形式上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于佛教所带来的异国想象同样强调了异国的怪异性，因此它很容易与中国古代小说中有关殊方绝域的想象接轨。所以《聊斋志异》中的《罗刹海市》既遥承上述《罗刹国》而来，又将殊方绝域的想象与社会批判结合起来了。在这篇小说中，商人之子马骥从人浮海，为飘风引去，数昼夜至一都会，即所谓罗刹国。蒲松龄化用前人叙述模式，通过中国与异国观念的差别，表现对是非颠倒、美丑异位的讥讽。 还有些异国想象，借鉴了古代文化的其他因素，如清代汪寄著《希夷梦》叙北宋吕仲卿、韩速在黄山希夷老祖洞府中，睡于石上，梦入浮石国为客卿，建功立业，一梦醒来，有所感悟，随希夷老祖学道而去。其结构殆出于唐人传奇《枕中记》、《南柯太守传》，但以近五十万字，叙述一梦，在古代小说中亦属罕见。而其中所谓浮石国，据小说第七回“此处乃东海之中……这里向来少有人居，自秦时卢生畏始皇暴虐，托言带童男童女往海岛求长生仙草，却暗挈家避藏于此”云云，又借岛民之口强调其地在“扶桑之旁”，很容易使人联系到古代有关日本的传说。江南随园主人的《绣戈袍》也是如此，这部小说第一回叙及了一个“西番戈国”，对其由来，作品称原来在夏后氏之世，有穷后羿灭了夏后太康，夺了夏后氏天下。羿臣寒浞又弑羿而篡其位，并夺其妻，生下二子。寒浞封长子于过，封次子于戈。后来太康之子少康灭过、戈，复回夏后氏的天下。而寒浞次子之子自宫中逃出，奔往西域复立国家，仍其旧号，这就是戈国始封之祖了。这一“伪史”的编撰，同样依托了上古传说②。即使是在近乎游戏化的异国想象中，其创作基础仍有中国文化的影子，如《草木春秋演义》叙汉仁君时，有番邦胡椒国国王巴豆大黄云云，其想象就依托了中医药知识。 尽管许多小说中的异国想象都是虚幻性的，但具体的人、事描写却又并非超现实的，如《西游记》中的朱紫国、车迟国、比丘国等，虽查无实据，但其国家形态，仍是当时中国的翻版。而从小说家的用意来看，则往往是借助异国想象，在小说中营造一种特定的环境，以展示纯写实描写所不易获得的矛盾态势，从而使情节冲突、人物关系和思想观念的表现在空间上给读者以强烈的印象。如明代方汝浩的《东游记》前十八回叙不如密多尊者在南印度、东印度普度群迷，第十九回至第一百回则叙达摩老祖率三个徒弟，自南印度经东印度，沿途伏妖灭怪，最后达摩又独自来到中国，弘扬佛法，在功德圆满后重返印度。其中所写印度，实无异国情调，环境、人物、观念，无一不是中国文化的反映，一路妖魔，如酒、色、财、气、反目、懒惰等，也都是作者随意而设，折射着明代社会的人情世态。而在清初陈忱的《水浒后传》中，上承唐人小说《虬髯客传》有豪侠率船队“入扶余国，杀其主自立”的描写，叙水浒英雄，再度起义，其中李俊等遂驾长风至暹罗国三百里的金鏊岛，另立一国。“岛中荒地都加开垦，爱民练卒，招徕流亡，与客商互市，日渐富强。”这一乌托邦，完全是作为君昏臣佞的宋朝的对立面而设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