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6 ）02—0007—09 梁启超说明代“士习甚嚣”（《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1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此“嚣”即应当表现在“诸生干政”一类场合①。明人未尝不自以为士习之“嚣”，批评诸生干政的，就不乏其人。明清之际，顾炎武一再谈到“诸生政治”的阴暗面，即如“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閧”，且“前者譟，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加，则曰是杀士也，坑儒也”，甚至以为“百年以来，以此为大患”（《生员论中》，《顾亭林诗文集》第22页，中华书局，1983）。还说生员“聚徒合党，以横行于国中”（《生员论下》，同书第24页）。《日知录》“生员数额”条，也说生员之“劣恶”者，“一为诸生，即思把持上官，侵噬百姓，聚党成群，投牒呼譟。至崇祯之末，开门迎贼者生员，缚官投伪者生员”（卷一七）。其实大有相反之例——顾氏所说的崇祯之末，“举义”者中就尽有生员。 明代士习之嚣，自不限于诸生干政的场合。此“嚣”除了见之于言论（朝堂建言及处士横议），也表现在政治地位的谋取上。“嚣”缘于“竞”（即其时所谓的“嚣竞”）。下文还将谈到，明清易代之际，此种“奔竞”近乎无耻，以至在清初一段时间，成为人们讥嘲的话题。② 好义与热中，界限本难以分明。 且“热中”与“勇于任事”，有可能不过是同一事的正面与背面；喜事与热中的，或许正是同一人。无论下文将要谈到的士人的热心任官、勇于任事，还是热中、奔竞，都可以由制度、朝廷律令得到部分解释。 王夫之曾于明亡之后，分析明代士风的躁竞，以至“昭代无隐逸”，归因于“经义取士”，“安车蒲轮之典旷废不行”，及本之于《大诰》的“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充军之例”（参看《搔首问》，《船山全书》第12册第626页，岳麓书社，1992）。将有关士风归结为制度性后果，以上无疑是一些较易于想到的原因。实则“制度”本身也不无矛盾。即如既有“军民人等”、“臣民”均可上奏本陈情、建言、申诉的许诺（参看《大明会典》卷七六、叶盛《水东日记》卷一○），又有禁生员“出位妄言”“军国政事”的律令（见之于洪武十五年颁布的《学校禁例十二条》，即所谓“卧碑”）。③《明史》卷一三九门克新传：“初，教官给由至京，帝询民疾苦。岢岚吴从权、山阴张桓皆言臣职在训士，民事无所与。帝怒曰：‘宋胡瑗为苏、湖教授，其教兼经义治事。汉贾谊、董仲舒皆起田里，敷陈时务。唐马周不得亲见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既集朝堂，朕亲询问，俱无以对，志圣贤之道者固如是乎？’命窜之边方，且榜谕天下学校，使为鉴戒。”④ 由后世看去，此种“榜谕”与禁止诸生干政的律令，传达的是互有扞格的信息，其后果之复杂不难想见。 上述明太祖训谕中提到的胡瑗（安定）任教苏州、湖州，设“经义”、“治事”两斋，⑤ 到了本文所论的时期，已被作为制度想象的重要资源。 天启二年刘宗周上《修举中兴第一要义疏》，建议“略仿胡瑗经义治事之意，令士子朝夕学舍，以明经为主，兼通世事。如兵屯、水利、盐法、天文、地理、算数之类，就其质之所近，各习一事，渐以类通。官师以时考讯，又以其暇行射礼及雅歌琴瑟……”（《刘子全书》卷一四）张履祥一再提到“安定先生之教”，以两科之设为圭臬（如《与严颖生二》，《杨园先生全集》卷四第93页，道光庚子刊本）。陆世仪亦以为学校之制当“仿安定《湖学教法》而更损益之”，“‘治事’则宜分为天文、地理、河渠、兵法诸科，各聘请专家名士以为之长”（《思辨录辑要》卷二○，正谊堂全书）。颜元则以为胡瑗“主教太学，立经义、治事斋，可谓深契孔子之心”（《存学编》卷三，《颜元集》第75页）。直至梁启超清末任湖南时务学堂教习，订立学约，尚有“远法安定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云云（《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第28页，上海中国书局，1936）。由下文可知，在本文所论的这一时期，胡瑗的创制被强调的非“经义”、“治事”的二分，而是其间的关联；以经义治事；通经兼能治事。儒者以此自期，也以此为长养人才的标准。 一些年后的回忆文字中，黄宗羲说到当明末坊社盛时，他的一班同道都有志于功名，“直望天子赫然震动、问以此政从何处下手”（《寿徐掖青六十序》，《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6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黄氏在另一处也说，其时会社中人，“俱务佐王之学”（《诸硕庵六十寿序》，同书第65页）。由有关的文献看，那些参与造成“复几风流”而为后人艳羡的名士，并不即以“呫哔”为有妨于“佐王”，一时蔚兴的会社中，时文兴趣与经世热情同其高涨。明末社事，又往往与朝局相表里，朝端朝外，打成一片；士人无论身处朝野，实施干预的热情，都不可遏抑。⑥ 明亡之际作绝望的抵抗，期非常之人出而救世， 朝野也均有此种期待。钱谦益主张轨外用人，说“范仲淹在政府，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虽狂猾无行之徒，亦自效于下风。而仲淹亦躬为诡特之行以振起之”（《嚮言下》，《牧斋初学集》卷二四第7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即崇祯也主张用人不拘一格。黄宗羲所撰董守谕墓志铭，记南明鲁王语，曰“得孟轲百，不如得商鞅一，得谈仁讲义之徒百，不如得鸡鸣狗盗之雄一”（《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301页），正应和了其时士人的普遍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