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920（2006）02—0080—07 宋初太宗、真宗朝提倡“崇文”之治，先后设置崇文院、秘阁、太清楼、龙图阁、天章阁等外廷、内殿的藏书之府，在此编修图籍。[1](P160、270、175、514、515、862) 时人姚铉在《唐文粹序》中说：“内则有龙图阁，中则有秘书监，崇文院之列三馆，国子监之印群书，虽唐、汉之盛，无以加也。”[2](P252) 可见朝廷提倡艺文的空前盛况。上之所好，下必兴焉。太宗、真宗朝在官制上对“内外制”词臣的重视，引发了宋初诗坛“白体”的流行；① 无独有偶，朝廷提倡艺文、 编修图籍的文化热情对当时学术风气也起到了极大的引导作用，直接导致了“西昆体”的出现。 一 “西昆体”的出现，乃是当时编修类书的学术风气影响波及于文学的必然后果，自不待言，然而其间过渡传承的影响作用又是如何发生、实现的呢？要言之，宋初朝廷兴建馆阁、编修图籍（尤其是类书）的“崇文”之举乃是“西昆体”出现的大环境，受编修类书学术风气影响产生的介于学术与文学之间的著述（吴淑《事类赋》与丁谓《青衿集》）则是这个大环境直接导向“西昆体”的津梁。 吴淑，南唐人，入宋后归朝，试学士院。端拱元年（988），太宗始置秘阁，吴淑即充秘阁校理，著有《秘阁雅谈》五卷，是最早关于秘阁的著述。[3](P583) 太平兴国二年（977）至雍熙三年（986），《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相继编成。“北宋四大书”中完成于太宗朝的三部大书的编撰工作，吴淑都参加了。《事类赋》则是吴淑在集体编修类书（当然，确切地讲《文苑英华》是总集而非类书）的工作之余独立撰成的一部类书。《事类赋》的撰成时间，南宋人边惇德在绍兴十六年给此书新刻本所作的序中认为在太宗“淳化中”，而当代研究者认为撰成时间应从南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九所载之太宗“端拱中”，[4] 这在时间上恰好紧接着三部大书编成之后。此书撰成之后即进献太宗，随后又奉旨加以笺注。总之，无论从作者的经历还是编撰时间、目的来看，《事类赋》毫无疑问受到“崇文”政治下编修类书学术风气的影响。然而《事类赋》的体例又不同于一般类书，吴淑认为“类书之作，相沿颇多，盖无纲条，率难记诵”，故采用“焕焉可观”的赋的形式。[4] 这是一个创举，四库馆臣评价说：“类书……熔铸故实、谐以声律者，自李峤《单题诗》始。其联而为赋者，则自淑始。”[5](P1145) 换言之，《事类赋》是第一部以“赋”这种文学形态为载体的类书。一方面，它不像一般类书只对事典材料加以简单排比，而是通过艺术构思将事典有机组织起来，每一条目下都形成一篇富于文学意味的作品；另一方面，它又有着类书严密的结构，条分缕析，以类相从，这又远非汉代大赋一篇之中包罗万象、却显粗略混萌的“原始类书形态”可以比拟。一言以蔽，《事类赋》乃是介于学术与文学之间的中介物。 《事类赋》撰成之后的至道三年（995）， 吴淑又受命参加钱若水领衔的太宗实录编撰工作，遂与杨亿为同事。[6](卷九) 吴、杨二人因此有机会进行学术上的切磋交流。《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文章四六”门“徐锴”条引《杨文公谈苑》一则遗文可见二人交流之情形： 徐锴仕江左，至中书舍人，尤嗜学该博，领集贤殿学士、校秘书。时吴淑为校理……叹服之……（锴）尝欲注李商隐《樊南集》，悉知其用事所出，有《代王茂元檄刘稹书》云：“丧贝跻陵，飞走之期既绝；投戈散地，灰钉之望斯穷。”独恨不知“灰钉”事，及观后汉杜笃《入都赋》云：“荧康居，灰珍奇，椎鸣镝，钉鹿蠡。”商隐之雕篆如此。 这条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此条材料记载之事应该是杨亿从吴淑本人口中听说的（原因有二：首先，《杨文公谈苑》虽是黄鉴所作，但黄鉴是杨亿门人，书中内容多数来自杨亿的谈话。[7](P325),[8](P10188) 其次，吴淑是徐锴之兄徐铉的女婿，所叙徐锴轶事应该是出于吴淑之口）。可见基于编撰工作对学力的要求，杨亿与吴淑之间确实有过这种“淹贯博通”的学术交流。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吴淑曾经对杨亿传达过李商隐诗文在“近代”文坛的影响流布情况。虽然其关注点最初在于李商隐俪偶长短、属缀繁缛的“獭祭鱼”骈文，但这种倾向如果从文体创作过渡到诗学追求上，很容易转化为对百宝流苏、绮密瑰妍的“义山体”的偏爱，从而启发他们写出“西昆体”诗篇。我们再比照参看杨亿一则自述[9](P435)：公尝言，至道中，偶得玉溪生诗百余篇，意甚爱之，而未得其深趣。咸平、景德间，因演纶之暇，遍寻前代名公诗集，观富于才调，兼极雅丽，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有穷而久愈出，钻弥淡而酌不竭，曲尽万变之态，精索推言之要，使学者少窥其一班，略得其余光，若涤肠而换骨矣。由是孜孜求访，凡得到五七言长短韵歌行杂言共五百八十二首。② 据此可知，至道中，杨亿在遇到吴淑之前，刚得到义山诗百余篇，但还“未得其深趣”。至道三年（997，也是至道年号的最后一年），杨、吴二人同任编修之职，有了学术上的交流。紧接着至道之后的咸平、景德年间，杨亿研读义山诗，就有了“涤肠换骨”的体会。综合所有可见之现存资料，从时间上的紧密联系和两人学术交流的路径取向来看，杨亿对玉溪诗歌的理解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得到了吴淑的指点。 除了人事交往、学问授受上的渊源，我们再从创作理路上分析《事类赋》与“西昆体”之间的渊源与差异，以“西昆体”中与《事类赋》题材相关的作品加以比较。例如《西昆酬唱集》中的《鹤》诗五首，分别是刘筠、杨亿、张咏、任随、钱惟演所作，除了人所共知的常见典故如“华亭鹤唳”、丁令威化鹤之外（这类典故太寻常，所以它们的来源也可能是对前人诗句“多重”的袭用，无须专门掉《事类赋》或者其他某种类书的“书袋”），诗中引用的其他如《相鹤经》，鲍照《舞鹤赋》、《庄子》，以及《世说新语》、《拾遗记》等稍微冷僻一些的见于子部杂说诸书的事典全部见于《事类赋》中的《鹤赋》。“西昆体”中其他与《事类赋》“同题”的诗作，其中典故几乎都能在《事类赋》中找到，这其中的合辙颇能说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