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0257-5876(2006)03-0050-10 宋人赵彦卫《云麓漫抄》称唐传奇“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①，宋人真德秀《文章正宗》将文体分为辞令、议论、叙事、诗赋，明人彭时称“天下之文，诚无出此四者，可谓备且精矣”②。真氏的“四分法”若去掉应用性的“辞令”，则与赵氏“三分法”相合。就“体”的文体学释义(体制、体势、体貌)而言，“文备众体”、“备且精矣”既是古代文学又是古代文论的重要特征。古代文论的理论批评文体博采百家之长，兼综众体之优，其文学理论批评既逻辑地说，又诗意地说和叙事地说，从而形成诗性与逻辑性、片断性与整体性以及抒情性与叙事性相生相济的言说方式。 中国古代文论的“体”或“文体”，较之西方文论的“体裁”，有着更为复杂丰富的内涵。童庆炳将“体”的涵义概括为三个层次：体裁，风格，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语体或语势③。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说的是体裁，“气之清浊有体”，说的是风格，而“惟通才能备其体”的雅、理、实、丽，则兼有风格与语体之义。不同文体的区分，说到底是一个“怎么说”即“言说方式”的问题：采用何种体裁或体制，驱遣何种语体或语势，彰显何种体性或体貌。可以说，由体裁、语体和风格整合而成的“体”或“文体”，也就是本文所说的言说方式。 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有着各自不同的言说方式，总体上说，前者是“诗”，后者是“论”。《文心雕龙》的文体论，言及每一种文体首先要“释名以章义”，其《论说》篇释“论”之名，认为先秦典籍中最先以“论”名篇的是《论语》，所谓“群论立名，始于兹(《论语》)矣。自《论语》已前，经无论字”；又说“庄周《齐物》，以论为名”。同为“论体”，《论语》之“论”与《齐物论》之“论”又有所不同：前者强调的是“论体”的条理性即逻辑性，所谓“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后者强调的是“论体”的辩证性即思辨性，所谓“辩正然否”，“迹坚求通，钩深取极”。二者合起来，便为“论体”之释义：“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④ 早在刘勰之前，汉代刘熙《释名·释典艺》已将《论语》的“论”训为“伦”：“论，伦也，有论理也。”“《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⑤伦，次序，条理，即朱熹所言“伦，义理之次第也”⑥。《论语》所录孔子语录以及孔子与门徒的对话，既是言之有物，更是言之有序的，如《卫灵公》所记孔子关于君子与小人的议论，从各个不同的层面，依次比较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又如《季氏》关于君子人格修养的“三友”、“三乐”、“三愆”、“三戒”、“三畏”、“九思”，构成一个次第有序的序列。这些地方，均表现出《论语》在讨论问题时的条理性，也即逻辑性。 《论语》之“论”是“伦理无爽”，《齐物》之“论”则是“锋颖精密”。虽说整部《庄子》是“寓言十九”，寓言体言说占了很大比重，但《齐物论》一篇则可以说是“辩言十九”，纯粹的思辨性言说占了绝大部分。其中著名的段落有：齐学派之争的“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齐彼我（此）之分的“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此）”，齐是非之别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物之分别肇始于论之分别，故齐物先须齐论，哲学家庄子在形而上层面，对诸论之分别（大小、彼此、是非以及梦觉、生死、有无等）一一齐同之。在这些段落中，没有寓言，也没有重言，有的只是“通道为一”、“得其环中”的辩言货论言。不惟《齐物论》，《庄子》内篇的其他六篇亦可见此类思辨性言说。 包括《论语》和《庄子》在内的先秦诸子，无论是体制（体裁），还是体貌（风格）、体势（语体或语势），均对后世的文论书写产生了巨大影响，或者说成为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重要理论资源。《文心雕龙·诸子》论及诸子百氏之体貌体势，如《孟子》、《荀子》的“理懿辞雅”，《管子》、《晏子》的“事覆言练”，《列子》的“气伟采奇”，《邹子》的“心奢辞壮”，《墨子》的“意显语质”，《韩非子》的“博喻之富”等等⑦，已成为古代文论言说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依照刘勰寻根溯源、宗经征圣的立场，先秦诸子还不是议论体的滥觞，《文心雕龙·宗经》将各体文章的源头溯至五经，其中有“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可见议论体的文体之源是《易经》。从《易经》到诸子，先秦论体对中国文论批评文体的影响，《文心雕龙·诸子》有云：“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⑧ 古代文论的言说方式是议论的也是诗赋的，议论体的源头在《易经》，诗赋体的源头在《诗经》。“诗言志”被称为中国文论开山的纲领，而“诗言志”一语对于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诗赋体而言，有着双重内涵。诗所言之志，既可以是关乎国仇家恨的，亦可以是关乎创作宗旨和诗学理论的。也就是说，《诗经》所言之志，既有个性化的情感之“志”，亦有普泛性的诗学之“志”。此其一。就“诗学之志”而言，《诗》三百中的诗论之句，主要讲讽与颂。此其二。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先秦部分有《诗经》选录，其“说明”指出：“在这三〇五篇诗歌里，有少数作品谈到了作诗的目的。在比较明确的十一条中，八例为讽，三例为颂。但不论是讽是颂，实际上都是‘诗言志’的具体发展和运用。”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