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2005)06-0057-06 通行的钟嵘《诗品序》中云：“当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昔在贵游，已为称首。”此处的“赏究天人”，曹旭先生《诗品研究》中认为：“通行本作赏，误。”并改为“学”，即“学究天人”。[1]（第294页）周振甫先生《诗品译注》也将“赏”校改为“学”，并注称：“曹旭据《梁书·钟嵘传》、《诗品会函》、《全梁文》校，赏当为学”。[2]（第23页）张少康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精选》在入选的《诗品序》校勘中云：“赏究天人，赏应改为学，学究天人之际。”[3]（第119页）未标出依据。这里所谓的通行本，当是指何文焕《历代诗话》收录本、《四库全书》本等，二者皆是“赏究天人”。近人陈延杰《诗品注》就是沿用通行本，对“赏究天人”也不以为误。 笔者认为，通行本《诗品序》“赏究天人”既然能够通行，自然有它的道理，未可轻易否定，“赏究天人”之“赏”字并非是“学”字之误，通行本在这个字上不存在错误。这一字之差所反映的，并不仅仅是一般的词义，而是对六朝一个重要美学范畴的认识。具体分说如下。 一 这里要说的第一点，也是最主要的理由，“赏究天人”不仅可通，而且更能体现六朝文人的审美倾向。赏在当时不仅是一个对人之功劳成就进行褒奖的词，而且已经演化为一种情感色彩很浓的审美范畴。赏作为一个美学范畴的确立应在晋宋时期，在此之前，赏的含义多集中在赏赐之上，且以物质褒奖为主。但晋宋之际，文人们对这个词的认知发生了变化，仅《世说新语》及其刘孝标注中，“赏”在赏赐意义之外的应用就已经非常可观。如《文学篇》注引《郭璞别传》：“才学赏豫，足参上流。”又《文学》：“孙兴公作庾公诔，袁羊曰：‘见此张缓。’于时以为名赏。”《品藻》：“谢公与时贤共赏说。”《雅量》：“谢与王叙寒暄数语毕，还与羊（绥）谈赏。”等等。其时文人经常言“赏”，竟使刘勰很看不惯，尤其对“赏际奇至”之类大为不解，并在《文心雕龙·指瑕》中以之为文章一病，且质询道：“赏训锡赉，岂关心解？”这种略带指责口吻的质询，其实表现了他的误解与文学观念上的略显保守。作为“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的观念的延伸，刘勰于《指瑕》一节中进一步指出了在此观念衡量下他眼中当时创作上的弊端：“若夫立文之道，惟字与义。字以训正，义以理宣。而晋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赏际奇至’之言，终有‘抚叩酬酢’之语，每单举一字，指以为情。夫‘赏’训锡赉，岂关心解？‘抚’训执握，何预情理？雅颂未闻，汉魏莫用，悬领似如可辨，课文了不成义。斯实情讹之所变，文浇之致弊。而宋来才英，未之或改，旧染成俗，非一朝也。”“赏际奇至”之“赏”，绝大多数注家可能以为俗常之语，故不予注释；周振甫译作“欣赏奇特情致”，此译不确。结合始言“赏际奇至”，终有“抚叩酬酢”，可见此意正是《文心雕龙·物色》赞中所云“情往似赠，兴来如答”之意，是一种主客之间审美遇合的偶然激发，所以“赏际奇至”当指赏心、际会的感觉奇妙地忽至心中。由这个角度看，晋末篇章，以依稀其旨为追求，且以“赏际奇至”标榜或作为描写对象，已然成为一种风尚，它说明文人对字正理宣、义必明雅的诗文表现标准的突破，对物我交感、主客兴会之际审美感受的微妙已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此“赏”可悬领——以一种情感的沟通能力意会，而不能抵近——以言语理性彻底阐释，这亦是玄学尚“无”之思想在审美及创作中的渗透。谢灵运《山居赋序》中称：“扬子雲云：‘诗人之赋丽以则。’文体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赋既非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咏于文则可勉而就之，求丽邈以远矣。览者废张左之艳辞，寻台皓之深意，去饰求素，傥值其心耳。”这是对自己《山居赋》的评价。就是这样一篇无昔日大赋之丽辞的赋作，却有着深深的超逸情怀，即“台皓之深意”。这种情怀的寻味，靠字面的一般理解难以实现，只能靠读者与作者情趣心灵的遇合：“傥值其心”，而这种遇合具体的表达是什么呢？谢灵运最后称：“意实言表，而书不尽；遗迹索意，托之有赏。”它的意思是：言不足以达意，要领悟作品中作者性灵的寄托，读者最好的办法不是凭借理性分析剖解，而是靠“有赏”——即读者与作品在情感上实现某种契合与交流、沟通。以情感的契合沟通实现主客界限的消弭，为主客架起融合的津梁。情的契合感与欣悦感就是玄学有无关系中的“有”，凭依玄学假有以达无的思想与方法，就能实现通过这个“有”来感性而全面地把握“无”，也就是谢灵运文中所说的“深意”。这就是赏，一种玄学思想与审美情感共同熔铸的范畴，它因为玄学言不尽意思想的渗透，从而探索达意之道，而这种所谓的达意所达到的最终效果，不是条分缕析的理论透析，而是玄学影响下形成的、同样发源于言不尽意观的“正在有意无意之间”[4]（第356页），比彻底的清晰要朦胧，比彻底的朦胧要清晰，可以迫近但不能复原。 作为一种重要的感觉经验，“赏”和六朝文人格外讲究的“兴会”非常近似，它的进入文学表达与文机涵育，使文学有了“依希其旨”之朦胧美，并加强了文学非功利的品质，而赏之“依稀”特性在文学中对义必明雅的替代或补充，使文学中闲的成分更重了，因为它在侧重个体感受之外，又更远离了教化。 赏作为一种普泛化的美学范畴，在当时的主要含义有二，一是因喜欢而品味之，一是因品味而心欢畅。前者一般动用，后者则名词性强，但二者最终所达到的对内心的作用是一致的；并且实际上是一个审美过程的起点与终点，二者共同构成了“赏”这一美学范畴。 关于第一种：因喜欢而品味，中古诗文中颇为常见。陶渊明《移居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江淹《杂体诗》：“一时排冥筌，泠然空中赏。”《世说新语·任诞》：“刘尹云：孙承公狂士，每至一处，赏玩累日。”关于这个赏字，《刘子》专门有《正赏篇》，对其大旨进行了分析。其中云：“赏者所以辨情也，评者所以绳理也。赏而不正，则情乱于实；评而不均，则理失其真。理之失也，由于贵古而贱今；情之乱也，在乎信耳而弃目。”其意思是：赏与评同是一种价值评判，但评偏于理，赏更重情之感受。赏乃是情感与理性一体的知性活动，其要旨在心耳、心目等并用，既要从外面、其他人那里获得参照的信息，又要而且主要还得看自我的感受，如此才是真赏，也才能得真、得实、得美。这实则与美学之观照已非常相近，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欣赏或鉴赏，所以我们说：赏，往往表现为一种态度、情感与价值趋向。它的表现与实现，乃是将主观情意发挥到外物之上，产生移情、同感。此种态度，表面上是主客的一种联系、沟通，但在这种关系完成的心理过程中，它又需要主体有超然物外的态度。所谓超然物外，就是一种括除，即超然于对此客体曾有的知识论的判断与牵扯；就是主体在由情感麻痹、混沌或成见中苏醒的同时，内心得以澄汰，同时通过以自我情感、以当下情感为标准，彰显出主体性的品格。而这一点，正可以与魏晋文人主体性的张扬与追求相统一。赏是识的一种表现方式，如《世说新语·文学》中云：“不赏者，作后出相遗；深识者，亦以高奇见贵。”赏与识相对，就是深深地识别之意，不过，这种识别靠的主要是一种情感的认同、启发、共鸣力量。 赏的近于名词性的用法，正是在赏的行为中抽象出来的。它的应用在中古同样广泛。沈约《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山中咸可悦，赏逐四时移。”《梁书·王筠传》引沈约语云：“知音者希，真赏殆绝。”钟嵘《诗品·下品》：“欣泰、子真，并希古胜文，鄙薄俗制，赏心流亮，不失雅宗。”又云：“（孙）察最幽微，而感赏至到耳。”梁简文帝《秀林山铭》：“捐氛荡累，散赏娱襟。”《北史·阳休之传》：“简率不乐烦职，典选稍久，非其所好。每谓人曰：‘此官实自清华，但烦剧，妨吾赏适，真是樊笼矣。’”其时谢灵运、江淹对于这个“赏”格外“赏爱”。谢灵运《从斤竹涧越岭溪行》云：“情用赏为美。”此赏已非常明显地由上面之动词性的情感选择演为一种主观性的、动态化把握外物的情感标准：什么样的情感是美妙的呢？可使心获得赏适、欣悦的情。又江淹《伤友人赋》序云：“仆之神交者，尝有陈郡之袁炳焉。有逸才，有妙赏，博学多闻，明敏而识奇异，仆以为天下绝伦。”《知己赋》序言殷孚：“博而能通，学无不览，雅赏文章，尤爱奇逸。”此二赏，分别被冠以“妙”、“雅”相修饰，与博学、通识、明敏、识奇、多闻等才能并称，可见已然成为当时品评文士的一个标准，是文人雅士所当具备的一种体现修养与风采的能力和艺术性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