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小说中的骗局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6)01-0057-11

      在西方古典小说中，有一种十分重要的类型即骗子小说（如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佚名的《小瘌子》等），这一小说类型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其实也同样存在，且源远流长，但却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欺骗与被欺骗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在中国古代的史传文学中（如《左传》、《史记》、《三国志》）也屡见不鲜，但本文对此暂置而不论，而仅从小说史的角度来对这一类型加以讨论。

      一

      在魏晋隋唐文言小说的精怪或鬼神类型中较早出现骗局因素，这种骗局因与鬼怪的幻形因素相结合而显得神妙莫测，被骗者往往猝不及防，被搞得十分狼狈。比如《搜神记》所载“秦巨伯”与“吴兴老狸”[1]（卷442作“吴兴田父”，P3614）两文（其远源实在于《吕氏春秋·疑似》中的黎丘之鬼寓言）均叙鬼怪幻形骗人，导致被骗者丧失判断力，以致“假作真时真亦假”，竟将自己的家人当作鬼怪杀死。这两则故事的情节虽然很简单，但已经确立了以后同类小说的基本模式。幻形骗人亦成为其叙事的核心要素，深具趣味与发展潜力。这一点到唐代小说的同类作品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如《灵怪录》中的“王生”[1]（卷453,P3699）叙述一个狐精幻化骗人，情节十分曲折巧妙，细节亦极丰满，成为精怪骗局类作品中的名篇（《醒世恒言》中“小水湾天狐诒书”据此改编），其文云：王生自杭入京求官，途中从二野狐手中夺得一纸文书。其夕宿于客店，即有人向王生索观。店主识其为狐，遂逐之。王生入京月余，有一僮自杭来京，以凶讣相闻，兼致其母手谕，命生尽货京中产业，以资丧事。生返扬州，遇母及家人于船，谓得生手书，云已得官，令母尽货江东之产而为入京之计。乃各出书视之，皆空纸耳。从此家业凋零，仅得庇风雨。有弟别且数年，一旦忽至，惊问家中败落因由，王生述其本末，并以文书见示，弟执书置怀，化为一狐而去。同类作品尚有《宣室志》中的“裴少尹”[1]（卷453,P3704）、“杨叟”[1]（卷445,P3637）、《乾子》中的“何让之”[1]（卷448,P3661）等，诸文具体情事各异，然旨趣皆同，皆注目于幻形骗局中所包含的奇巧意趣，而别无任何社会及伦理意义。精怪骗局的叙事格局及美学特征至明代被吴承恩所承继：其《西游记》第三十三回“外道迷真性，元神助本心”、第四十回“婴儿戏化禅心乱，猿马刀归木母空”、第五十九回至六十一回“孙行者三调芭蕉扇”等数回均套用了精怪骗局的基本模式，并营造出一种童话般的意趣①。但此后这一模式未见更进一步的演进，其叙事潜力殆尽于此。

      另一类现实题材的骗局小说乃是这一类型的主体，其产生则在唐代，兴盛于明清两朝。这一大类以其行骗方式之不同又可以区分出若干小类，比如明代张应俞所编《杜骗新书》即将众多骗局分成二十四个小类（如换银骗、引赌骗、婚娶骗、奸情骗、妇人骗、衙役骗、炼丹骗、买学骗、僧道骗等），堪称一部骗子小说的“类书”②。自唐迄清的大部分骗局故事几乎都可归入其中的某一类或某几类（但从正面表现官员通过骗局破案的公案类骗局则不在其列）。比如以女色诱人落局、骗人钱财的“妇人骗”较早见于洪迈《夷坚志补》中的“吴约知县”、“李将仕”、“临安武将”[2](P1616-1619)等文，这些骗局最初应该都是生活中的实事，但经洪迈载录，或有增损敷衍。至明代作家笔下，这类题材颇受青睐，且佳作迭出。如《初刻拍案惊奇》中的“张溜儿熟布迷魂局”（卷十六）、“丹客半黍九还”（卷十八），《二刻拍案惊奇》中的“沈将仕三千买笑钱”（卷八）、“赵县君乔送黄柑”（卷十四），《型世言》中的“吴郎妄意院中花”（第二十六回）、“贪花郎累及慈亲”（第二十七回），以及《杜骗新书》的第十八类“妇人骗”中的五则故事，便都是属于这同一类型。到清代，这一类型也仍有《聊斋志异·念秧》、《夜雨秋灯录·珠江花舫》及《儒林外史》中的“少妇骗人折风月”等精彩之作（或段落）问世。又比如“炼丹骗”，从五代《桂苑丛谈》中的“李将军为左道所误”[1]（卷238引作“李全皋”，P1839），到明代《初刻拍案惊奇》中的“丹客半黍九还”（此文跨越两种骗局类型）及《杜骗新书》中的“炼丹难脱投毒药”[3](P371)，又到清代《儒林外史》中的洪憨仙事等，也自成一类。其他小类率皆如此，此处不烦赘举。作为一个小说类型，这些作品都具备一些共同的要素，比如，首先它们都应包括一个骗与被骗的情节结构；其次，从行骗者的动机来看，绝大部分骗子都是为了获取钱财；最后，从情节发展速度而言都比较迅疾，不会有曲折漫长的演变。但若说到每一类作品中具体的行骗方式，不同的小类之间就千差万别。从一个粗略的统计来看，在各类行骗手段中以色骗财的情形比较多见；其次则是以名位相诱以骗人者，比如许以某个官职或科考中的某个名次，让人用钱财来打点；这在《杜骗新书》的“买学骗”[3](P308-332)、《聊斋志异》的“局诈”[4]（卷八，P1029）、《夜雨秋灯录》的“骗子十二则”[5]（三集卷一，P860-P872）中皆有其例。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人类的各种欲望中，出自本能的色欲与源自社会生活的名利欲乃是最难以抗拒的，因而也最容易被人利用来行骗。除了以上的一些共同点，我们很难再归纳出它们的其他共通的写作规则。此外，在《杜骗新书》中没有涉及的具有正面意义的公案类骗局（或公案与骗局纠合在一起的一类作品）也很值得我们注意。此类故事最早当见于初唐张《朝野佥载》之“张松寿为长安令”条③，其后则有晚唐高彦休《唐阙史》（卷上）中的“赵江阴政事”[1]（卷172,P1268，题作“赵和”），皆以极巧妙的骗局破获无头公案，可谓妙绝千古。后来《型世言》的“匿头计占红颜发棺立苏呆婿”④[1]（卷172,P1270）中石廉使断案亦曾搬用张松寿计谋。明代的《醒世恒言》、《喻世明言》及《二刻拍案惊奇》中都载有数篇此类作品，如“陈御史巧勘金钗钿”、“滕大尹鬼断家私”、“勘皮靴单证二郎神”、“陆五汉硬留合色鞋”、“青楼市探人踪红花场假鬼闹”等文，或者是运用骗局来破案，或者是案件中包含了骗局（还有《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合同文字”一文，但其写作年代不好截然断定）。清代这类作品中最著名的大概要数《老残游记》第十九回的“济南府巧设金钱套”，其中设置骗局破案的思路跟前述“赵江阴政事”如出一辙。在这些作品中，精明的官员所设置的骗局都是对罪犯心理的一种巧妙利用和欺骗，其高超的智慧令人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