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6)01-0046-11 引言 我国古代白话小说脱胎于唐代民间与寺院的“说话”。那些“说话”的底本——话本，便是最早的白话小说。迄今尚存敦煌藏经洞典籍中的几篇作品。①虽多残缺，仍可借以得悉早期话本的风貌。那是以古白话为主的小说品类，与当时已然成熟的文言小说——唐传奇截然不同。从其产生到清末民初的一千多年间，小说始终以文言、白话两种形式存在和发展，造成长期双轨并行的局面。两者各自独立，各有特点和功用，同时又互相影响，甚或互相融合。如果说，由于文言小说产生在前，记述简略，便于说话人和其他白话小说作者袭用和生发，因而成为话本、拟话本题材的一个重要来源，对白话小说的内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那么，源出“说话”艺术，大用白话口语，更富表现力与生命活力，因而成为这一体裁后起之秀的白话小说，对文言小说特别是传奇的影响更多是在形式方面。关于前一种影响，已有不少文章、专书进行考索与论证；本文讨论后一种影响——古白话小说对传奇小说形式的影响。 一种形式对同类体裁的别种形式产生影响，一般要在前者有了相当的发展，其优越之处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之后。作为话本的白话小说虽然在唐代就已兴起，但从流传至今的几篇作品来看，还不很成熟，虽以白话为主，却又杂用较多的文言，不仅有欠生动，也不很顺畅。至于语言以外的形式因素——题式和体式，与文言的传奇差异不大，尚少创新。这样的白话小说自然难以对业已成熟的传奇产生艺术形式的影响。便是唐代的“说话”，虽然会比话本生动、细腻，并吸引了某些文士为其听众和看客②，对文人创作的传奇美文也并未发生明显的形式影响。现存为数可观的唐五代传奇都明白地显示了这一点。其中白行简的《李娃传》与当时流传的《一枝花话》表现的是同一人物的同一事迹，前者的艺术形式却见不出任何“说话”的痕迹。这也很能说明上述问题。在其后宋代的三百年间，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说话”有了突飞猛进的大发展，门类之多，艺人之众，技艺之精，场景之盛，影响之大而广，都是历史上很少见的。北南两宋可说是“说话”艺术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作为话本的白话小说大为兴时，盛况空前，不仅数量、种类繁多，质量也大大提高，面貌一新；不仅思想内容拓宽、深化，大为丰富，艺术形式也多有创新，并日趋成熟与定型，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从而影响了以后元、明、清三代六百多年白话小说的基本形式——模拟说话与话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白话小说开始对某些文言传奇的形式因素发生影响。以后随着白话小说的发展、繁荣，影响也日渐增加，至明代中后期中篇传奇的流行把这种影响推向高潮。清代的屠绅更以《蟫史》为两者的融合在长篇创作中作了尝试。 白话小说对文言传奇形式的影响主要在三个方面：题式、体式和语言。下面分别加以讨论。 一、传奇集细目的显事题式 小说的远源是神话与传说。它们先在民间流传，并无标题，后人记述为书，才冠以题目。但一般只有书题，而无文题，其中各自独立的奇闻异事并无细目。这种情况直到六朝志怪笔记也无明显的改变。词义趋同的“记”、“录”、“志”就是当时用得最多的志怪书题。小说的近源是史传文学，纪传体正史、杂史及轶事小说《古列女传》皆以人名标为细目。人名是个人的标识、代号，用作题目，只表明所写为某人，而不显示其人的作为或遭际，即不显事。传奇取法史传，题目亦多用主人公的姓氏、名号或其代称。单篇作品每于名号之后缀以“传”字。程毅中先生的《古小说简目》于《赵飞燕外传》之下列载唐五代单篇传奇五十种，题以名号尾缀“传”字者达二十七种。当然也有别种题目，以“记”、“录”名篇者十余种，似与六朝书题同类，实际却有很大的分别，因为不是多篇总题，而是单篇专题，常在某种程度上概括了作品的内容特征。《枕中记》、《离魂记》无不如此。还有《游仙窟》、《湘中怨解》那样反映主人公的作为、感受等动词性短语的显事题目，但为数极少，并未受到其时“说话”的影响。其实，从唐宋到明清，单篇传奇题式变化甚微，始终以为人作传标榜诚信，题目就不会有大变化。张潮《虞初新志》收载明清人所撰单篇作品一百三十余篇（以传奇为多），以名号缀“传”为题者近八十种，可见一斑。 值得关注的是传奇集与准传奇集的细目衍化。唐五代的此种作品有《玄怪录》、《续玄怪录》、《纂异记》、《甘泽谣》、《传奇》、《剧谈录》、《灯下闲谈》等书，它们产生时有无细目或有怎样的细目？其书的唐五代本均已无存，无从确知。后来的版本、选本、节本和相关文献为此提供了某些信息。其中陶宗仪选编的《说郛》是连所见文本的篇目一并选录的，如果它只录其文而无文目，就当表明陶氏所见之本只有书目，而无文目。上述七种，除《纂异集》、《传奇》未见其选而外③，其余五种原本《说郛》均有选录，而全无文目。按版本发展的情况推断，汇集传奇长文的有目版本一般不会倒退为无目版本。如果这个推断不错，《玄怪录》等作品原本似应并无细目。宋或更晚版本的篇目多是《太平广记》或后来其他编者所加。现存涵芬楼影印“南宋书棚本”的《续玄怪录》，细目也应是宋人所加。曾慥的《类说》将上述七种小说中除《续玄怪录》之外的六种作了摘录（《纂异记》作《异闻录》），并“各加标目于卷首”④，《传奇》以外的五种共节录四十六则，只《懒残》一目与《太平广记》所录及后出的《甘泽谣》版本之目偶合，其余四十五目均不雷同；而《传奇》节录二十二则，除首目《洛浦神女感甄赋》与《太平广记》所录及后世所刊《传奇》之目《萧旷》大异而外，其余全是人名，且与后出的残本、辑本基本相合（《陶尹二君》作《陶太白尹子虚》、《元柳二公》作《元彻》、《昆仑奴》作《崔生》，余十八种尽同）。《类说》引书二百六十一种，标目几乎全为人名者也惟此一种，极其特别。这种对比似也显出《幽怪录》等书原无篇目，由曾慥随选文的意趣而拟，而曾氏所见之《传奇》似有篇目，不需或不必大改。若然，除《萧旷》可能是被曾慥改拟而外，其余少许相异的三目，改者是《广记》编者还是《类说》编者，尚难论定。这些考察或可表明，宋以前的传奇集与准传奇集多无篇目，或只有《传奇》那样的名号性篇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