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6)01-0148-06 一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史上，古代文人社团的滥觞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并在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谈起中国古代文人社团的起源，不得不从“社”之名说起。先秦时期，虽无结社活动，但“社”的名称却已出现，其含义主要有三种：(1)土地神。如《白虎通义》之三《社稷》曰：“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1]古人以为，人的生存必须具备相互依存的两个条件：土和食物（即谷），原始先民对“土”“谷”加以宗教崇拜，“社”即“土地之神”，立“土”祭“社”，或立“木”、“石”祭“社”①。(2)后又把祭祀土神的活动和场所称为社。如我国有民间社日之说，分为春、秋两次，主要来祭祀土地神，祈求丰收。我国先秦典籍《礼记·明堂位》曾有记载：“是故夏礿、秋尝、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2]明代璩昆山所撰《古今类书纂要》对此也有详细的说明：“社无定日，以春分后戊日为春社，秋分后戊日为秋社。主社之神曰勾芒。民俗以是时祭后土之神，以报岁功。”[3](P129)(3)地方基层行政单位。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一句，晋杜预注“社”为“二十五家为社”，唐孔颖达进一步正义曰：“礼有里社……以二十五家为里，故知二十五家为社也。”[4](P1461)由此可见，先秦时期“社”之含义具有宗教色彩，是原始先民在社神崇拜的宗法凝聚力下从事祭祀祈福活动的一种群体行为；社作为地方的行政单位，也是由“社”的原始群体意衍化而来。 后来的社团组织继承了先秦时期“社”之群体意，把具有共同兴趣和信仰的人组织在一起从事一定的有组织有目的活动的社团组织称为“社”，如顾炎武所说：“后人聚徒结会亦谓之社。”[5](P1671)杜登春是复社成员，身处结社意识十分强烈的明末清初，他对“社”的认识比较全面：“大抵合气类之相同，资众力之协助，主于成群聚会而为名者也。”[6](P1)艾南英亦为明末时文大家、江西豫章社领袖，他认为，社“起于乡闾党族春秋祈报之说而士因之以缔文”[7]（卷2，《随社序》）。可见，后世文人所结之“社”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合气类之相同，即有共同的目的和兴趣。二是资众力之相助，也就是说必须具有共同奋斗目标（主要是进行选文或其他文学活动）的社团成员，成员之间还必须同心协力组织社团的各种活动。三是始有意为结社，即人们开始自觉地结社，并且有确切文献记载的“社”名，或虽没有确切的“社”名，但“社”团概念十分明确。从我国古代第一个正式冠以社名的白莲社到明末清初的复社，都体现了“社”的这一含义。 先秦时期，并没有结社活动，但却孕育了后世社团的生成因子，这与先秦时期特殊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有很大关系。夏、商、周三代学在官府，受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奴隶主贵族子弟，学校皆“以吏为师”，官师教授学生六艺和礼乐制度，官学直接成为国家行政机构。民间子弟无权接受教育，更无私人撰述。春秋之前，士属于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最低层，士有受教育的权利，并以诗书礼乐教授官学子弟，在经济上拥有一定数量的田地。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私有化的发展，诸侯国逐渐强大，周天子权力开始旁落，到春秋末年“礼崩乐坏”，奴隶主阶级逐渐被新型的封建地主阶级所代替。士阶层失去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开始以自己所掌握的礼乐文化知识教课授徒。“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私学开始在民间出现，有的士阶层依赖于某一统治集团，成为为他们服务的“智囊团”，养“士”遂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特有的一种中国文化现象。“士”为四民之首，是一群以传承“道学”为精神追求的知识分子，直接成为后世文人社团成员的组成部分。先秦时期，私学在民间的兴起以及学术文化在民间的广泛传播，成为以文学活动和以思想学术传承为目的的文人结社在民间流行的直接源头。同时，虽然先秦时期没有文人的结社活动，却存在着文人集团，即诸子学派和依附于某些统治集团的“士”人，这种“合气类”的群体性与后世文人结社的团体性极为相似。 东晋时期的白莲社在中国古代是第一个以“社”命名的社团组织，文人结社的直接源头可以追溯于此。据晋佚名所撰《莲社高贤传》记载，白莲社是由东晋净土初祖释慧远大师集刘程之、周续之、宗炳、雷次宗等名士一百二十三人在庐山东林寺白莲池所结之社，其目的是“同修净土之业”，共期死后往生西方佛国极乐世界[8]。由此可知，白莲社是为传扬宗教佛学的，并非文人结社，但不能说白莲社与文学活动毫无牵连。据《高僧传》卷六《晋庐山释慧远传》载，他“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9]，致使当时的宿儒贤达，也莫不叹服他学识博深。他居庐山数十年间，常咏诗作偈遣闲，并有诗集《庐山东林杂诗》以及《报罗什法师偈》、《万佛影铭》等文，不但文笔空灵，辞藻也很精美，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另据《莲社高贤传·不入社诸贤传》记载，慧远法师与诸贤曾以书招陶渊明（陶渊明时与刘程之、周续之号为浔阳三隐）入社，想来白莲社在传扬净土佛教之余也有文人雅士的诗文唱和，其影响颇为深远，就连大诗人谢灵运也想入白莲社竟被拒之门外。可见，白莲社实际上是一个合宗教性与文学性为一体的社团组织，但文学性并不是白莲社结社的宗旨罢了。白莲社首以“社”命名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古代结社意识开始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