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质的世界里，人类依靠物质而生存，使用物质手段改造环境，以此观察文学，文学便表现为因某种社会需要而产生、依靠特定物质手段而传播的事物。文学的内容往往反映了人们的社会需求，而文学的形式则是关于传播的各种物质因素的凝结。小说，尤其以文本的形式， 能够在大众中传播、被大众所接受，特别依赖物质条件的成熟和传播环境的形成。 提及明代小说，或称其“通俗小说”、或称其“市民文学”、或称其“大众文学”，种种称谓意味着明代小说确乎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考虑到小说文本传播的实现需要更高的物质成本，研究者多将小说的这种“通俗化”繁荣局面归功于小说的口头说唱传播和戏曲改编传播；而对于明代通俗小说的文本传播，是否达到大众化程度表示怀疑。[1] 通俗小说以印本大量行世始于明代。[2] 明代通俗小说是商业印刷文化的产物，具有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的双重品格。[3] 明代形成市场调节下的“消费产业”，小说是消费文化的产物。明代小说的文本传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大众化”？对于小说来讲，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考察应该从作品的创作一直追逐到读者阅读后的反响，其中包括作品到达读者手中的方法与途径”；[4] 但是由于“公众”在任何时代实质上都是一个“能指”明确而“所指”含糊的概念，更由于除了文本，难以得到其他可以分析古代公众阅读小说的真凭实据，因此对于明代小说的所谓“大众化”问题，总是难得其真。本论文的出发点之一，即是试图借助对明代传播媒介的分析，讨论通俗小说文本传播与接受的最大可能性。 根据明代刻书技术的发展水平初步考察明代通俗小说的传播阶段，大致可以看出商业传播媒介在小说大众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5] 明代前期（洪武—成化），是小说传播沉寂期。明初统治者并未对通俗小说予以直接严厉的打击，皇帝甚至对小说极为迷恋，如正德皇帝朱厚照（1506—1521）南幸时，曾令太监深夜出宫，以五十金重价购回《金统残唐记》小说，以供“御览”。[6] 文人学士也时有染指小说，如成化进士林瀚在弘治、正德间（1488～1521）修订《隋唐志传通俗演义》，正德进士杨慎为之批点、作序。 印刷业的落后是小说传播未广的最大障碍。这一方面表现在，在明初官府和传统的刻书之地（福建建阳地区），书籍刊刻仍集中在儒学著作，“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宣德四年（1429）衍圣公孔彦缙不远千里到建阳购置图书。另外，技术落后，抄写是书籍流传的主要方式。洪武十五年（1382）从福建、湖广、江西、浙江、直隶招1910个书工，专事抄写。元末明初华亭人孙道明抄书数千卷；宋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江西人刘菘，“家贫力学，寒无炉火，手皲裂，而抄录不辍。昆山人叶盛，“服官数十年，未尝一日辍书，虽持节边檄，必携抄胥自随。”[7] 元末明初问世的章回小说《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按照当时的印刷技术和出版状况，似乎还不大可能出版和广泛传播。此时最大的官方印刷机构——司礼监经厂的规模：刻字匠150人，表背匠320人，印刷匠58人，共计500余人。按每人每天200余字，一年至多可一千多万字。[8] 洪武七年（1374）刊刻《宋学士文集》，12万余字，十个工匠五十二天才完成，平均每个工匠每天可刻两百余字，则《三国志平话》8万字，需要花一个月，《三国演义》70万字需要十个月。 因此，官府和民间抄录和刊刻的小说数量很少。当时主要的小说传播方式，是城市勾栏或乡村民间的说书，至于文本形式，则是抄本、缩略本或说书提纲本，以书坊刻本为主的小说文本形式显得粗糙、幼稚。正德四年（1509）建阳清江书堂刊行《剪灯新话》四卷和《剪灯余话大全》四卷。永乐年间（1403～1424）编纂的《永乐大典》中抄录有26卷元明之际的“平话”。成化七年（1471），金台鲁氏刊行四种通俗韵文——四季五更驻云飞、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太平时赛赛驻云飞、新编寡妇列女诗曲。成化七年至十四年（1471～1478）北京永顺堂刊印了约13种说唱词话。 明代中期（嘉靖—万历）是小说传播繁盛期：这一时期，刻书重心从官府转入私家，刻书中心转入新的经济发达地区。谢肇淛《五杂俎》：“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州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 书坊于正德、嘉靖年间开始出版小说，而盛于万历。拥有十名刻字匠的书坊，当时规模已不算小。嘉靖三十四年（1555）无锡顾氏奇字斋刻《类笺王右丞诗集》，书共五六百页，用工“写勘3人，雕梓24人，装潢3人”，共30人。历时五个半月。这说明，在嘉靖时期，精刊仍然是很费时的。《小说书坊录》所录225种中，有120种出于万历。而建刻66种小说中，除5种不明年代，3种是正德、嘉靖时期，3种是天启、崇祯时期，55种是万历间刻本。小说从此进入了主要以文本形式和读者阅读为主的传播时代。民间流传和收藏小说更为普遍，成化时“故事书，坊印本行世颇多， 而善本甚鲜。”“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蔡伯喈杨六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蓄而有之。痴呆文妇，尤所酷好。”[9] 显然，至明代中后期，由于商业经济的繁荣，一个雏形的大众传播社会已基本形成。 一、商业印刷媒介与明代小说的大众化出版 小说大众化接受的物质基础是小说印本的规模化出版，而作为非主流意识形态表现物的小说，其规模化出版只能有赖于印刷媒介的商业化操作；利润是小说商业出版的决定因素，至明代中后期，小说获得商业利润的物质支持是商业印刷业发达后印刷成本的降低。 （一）商业资本介入民间书坊与小说的规模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