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中国文学的物质载体大体上经历了甲骨、金石、竹帛、纸张、印刷及电子这几个阶段。每一种文本载体形式的变化，对于各阶段的文学发展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汉魏到晋初，是中古文学一个重要的转变期，也是文学文本由简册向纸质过渡的转换期，当时文学的走向与文本载体形式的转换有着比较明显的关系，其中很多特殊的现象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一、简纸并用与简重纸轻的观念 文字载体作为文化传统的载体，其每种形态的产生虽是生产技术发展的结果，但它的兴替并不完全取决于技术的先进性，更重要的还与人们的文化观念转变相关。纸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手段，曾与简册这种旧的文字载体长期共存过，简纸的替换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渡期。 现代科技史学者根据考古实物考证出，早在西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1—87年）即有纸了，在西北地区还发现了王莽时代（公元1—23年）的绘有地图或写有文字的纸。① 应邵《风俗通义》记：“光武车驾徙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刘秀于公元25年入洛阳，这些纸书至少应是在王莽朝时就有了。正史正式记载纸的事情是《后汉书·蔡伦传》，时间是105年。纸史研究者多认为蔡伦不是纸的发明者，只是造纸技术的改良者，对纸的普及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相关文献看，西汉及东汉前期，书籍的主要形式仍是竹简。 如《太平御览》卷六○六引应邵《风俗通》： 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竹书，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由是言之，杀青者竹，斯为明矣。今东观书，竹素也。② 皇家图书馆藏书也是先以竹简为稿本，再以帛书作为定本，这是西汉末的事。前些年出土的尹湾汉简，其中俗赋《神乌赋》一卷比较完整地保存当时书的形态，它是西汉王莽朝的民间书籍的一个缩影。又如《后汉书·儒林传》记：“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则制为滕囊。及王允收而西者，载七十余乘。”这些书可以拿去作车篷与布袋，就是因为制作这些书的材料本身就是昂贵的布帛。这也可表明东汉皇家图书馆藏仍以帛书为主，纸书仍是不多的。 其时最重要的书籍应是儒家经籍，而这些书仍是以简册制成的。如《后汉书》卷三九《周磐传》：“建光元年……既而长叹：‘岂吾齿之尽乎！若命终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椁足以周棺，敛形悬封，濯衣幅巾。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云不忘圣道’。”安帝建光元年即121年，这也正是“蔡侯纸”流行的时期，但周磐所用仍是“编简”以及制作简册的“刀笔”。此事足可证明，简册之书并没有随着的纸的出现而消失。 朝廷官府正式文书通用简牍，这一情况至东汉末也没改变。如由蔡邕（132—192年）《独断》所论公文格式看，当时官府仍流行简册。又如《三国志·张既传》注引《魏略》云：“张既，世单家富，为人有仪容，少小工书疏，为郡门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门寒，念无以自连，乃常畜好刀笔及版，奏伺诸大吏，有乏者辄给与，以是见识焉。”③ 此处所记也应是东汉灵帝初期（168—190年）的事，当时官府书写用具仍是“刀笔及版”。又如《三国志》卷六四《孙綝传》注引《江表传》言：“作版诏敕綝所领皆解散。”④ 考其时间是孙吴太平三年（258年）。 关于此事还有实物证据，1996年在湖南长沙走马楼发掘出东吴简牍十万多片，上面有百万字，多是仓库记账簿籍，也有少部分公文，其中写有汉献帝建安年号与孙权的赤乌（238—251年）年号。这十万多片简牍集中堆放在三口井中。这显然不只是为了存放档案。当时正是纸简替代的时期，估计在使用纸本之后，这些竹木文档才会被废弃集中堆放在一起。由所用孙权年号一事看，简册为纸完全取代是相当迟的，至少晚于“蔡侯纸”一百多年。 简纸共存与简纸替换时间之长，是因为纸作为一种先进传播工具，其高级形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为少数人掌有。这一点可由蔡伦造纸一事的背景见出。《资治通鉴》卷四八记邓后即位后，“郡国贡献，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在她仅限的几样贡品中，纸已列具其中。蔡伦献纸时间也在这一时期，显然他造纸应是出于邓后对纸的特殊要求。这表明皇宫里用的纸仍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书写材料。由当时的科技水平看，造纸术还是一门相当复杂的工艺技术，“蔡侯纸”是由宫廷专门机构研制出来的，也只能是宫廷贵族独享的“专利”。这种先进的造纸技术普及民间势必需要相当长的一个过程，民间生产纸的工艺较宫廷简单得多，所产的纸质量都不高，书写效果不佳，尚不能取代简册。因此，在纸问世之初，人们多将之视为一种非正式的文本载体，并形成了一种观念：简重纸轻。如《艺文类聚》卷三一引汉顺帝时的学者崔瑗（78—143年）《致葛龚书》：“今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⑤ 此处，他将纸与素分开，表明当时珍贵的东西都写在素上，纸还只是一种次等的记录用具。葛龚是汉安帝时（107—125年）人，此事应在“蔡侯纸”流行二十多年后了，但纸的地位仍是较低的。又如《三国志·魏志》卷二注：“胡冲《吴历》曰：‘帝以素书所着《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送国君以素书，送大臣则用纸书，这也说明至三国时，仍存在着以纸为贱的观念。又如《北堂书钞》卷一○四所引《楚国先贤传》云：“孙敬以柳简写经本晨夜习诵。”郭璞也曾云：“青竹为简以去书虫。”⑥ 其时人们在论及正式文本时都好用“简”“素”，而不提及“纸”，就是因为纸尚是粗糙之物，还不为人所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