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87（2005）05—0074—07 一 《毛序》的写作时代和作者问题，是《诗经》学中的重要问题，也是自古以来《诗经》学中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围绕《毛序》作者、作期的不同意见至少有十几种之多，其中最为代表性的意见有四种：孔子弟子子夏所作、孟子学派所作、毛公与毛苌所作、卫宏所作。他们分别所处的时代为：春秋末、战国中、秦汉之交至西汉初年、东汉前期。应该说上述观点都有文献的根据；而反对者的意见也不能说都不成立。于是，有关《毛诗序》的问题形成了长期争论而最终也不能统一的局面。 笔者在接触了大量的相关《毛序》的资料之后，特别是详细研读了《上博楚竹书·孔子论诗》的竹简之后，认为对《毛序》的研究，是否可拓展一些思路：如鉴于先秦两汉（特别是先秦）的许多典籍如《论语》、《庄子》、《墨子》、《左传》等，都有陆续编集而成的现象，鉴于先秦两汉（特别是先秦）著作权的概念并不明显的情况，将《毛序》的成书设想为有一个编集过程，将其放到《毛诗》流传的系统中，考察其作者和作期；又如，《毛序》毫无异议是体现儒家思想观念的一部文献，既然面对如此繁多又如此矛盾的相关《毛序》的记载，从《毛序》所表述的思想观念入手，与春秋末至汉初的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相比较，这对于确定《毛序》的作期，无疑是很有帮助的；再如，对于一部承载众多文化、思想的文献而言，确定其写作时代比认定作者更为重要，且确定了写作时代，对认定作者又必然有很大的帮助。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笔者选取了四个“坐标”分别与《毛序》所体现出的思想观念进行了比较研究，这四个“坐标”是：春秋时代的“赋诗断章”、上博楚简《孔子论诗》、孟子论诗以及毛亨、毛苌所作之《毛传》。所得出的基本意见为：“从先秦至汉初的《诗》学观念有明显的承继痕迹和呈现出阶段性：春秋时代‘赋诗断章’多用诗的象征意义；孔子、孔门弟子论《诗》，既重象征抽象的道理，又重政治教化作用；孟子一派注重联系史实寻觅《诗》旨；再到汉初沿袭并强化孔门一派重政治教化的《诗》学观，沿袭并强化孟子一派联系史实、寻觅《诗》旨的《诗》学观，从而更加追求《诗》的本事化和政治化。”“所谓‘编纂而成’，是说大毛公将‘国史’编《诗》时所作属于礼乐仪式上的规定，将自孔子以来孔门一派既重象征的道理，又重政治教化的‘诗说’，将孟子一派开始联系史实寻觅《诗》旨的《诗》说，将秦汉间人受孔、孟派影响，从而更加追求《诗》的本事化和政治化的《诗》说，当然也包括大、小毛公自己的见解，统统纳入代表自己《诗》学体系的《毛序》之中，使之成为以《诗》为载体体现儒家思想的一部经典。”① 十分明显，笔者的结论是，起码在汉初《毛序》已经基本完成了。这就遇到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卫宏作《毛序》的问题。《后汉书·儒林传》言之凿凿：“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1](P《儒林传》卷70) 也正因为此，所以后世多有人从之。最近读到一篇《论〈毛诗序〉非一人一时所作》② 的文章，其思考问题的视野是很值得赞赏的，但其结论“《毛诗序》中涉及《左传》与《史记》的诗序，不可能是毛亨、毛苌所作，西汉偏晚的徐敖、陈侠，东汉时期的谢曼卿、卫宏等，当是《毛诗序》不断充实完善的重要人物”。这个结论得出的前提，是《左传》为刘歆所伪造，《左传》许多史实根据《史记》。这涉及到《左传》的真伪、成书时代等问题。笔者认为，目前学术界占主导倾向的意见，即《左传》是先秦的、可资信赖的一部重要的典籍，而不是汉代刘歆伪造的观点，应该得到承认③。这篇短文不可能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但无论如何，该文的结论还是很清楚的，即《毛序》不可能在汉初就完成或基本完成，应该是西汉偏晚或东汉时代的产物。既然《毛序》根据了《史记》中的史实，那么，其完成就应该是汉宣帝或宣帝以后的时代，因为《史记》直到汉宣帝时才公布于众。文章对我思考该问题有很大的启发，也即考察《毛序》只根据前面所立的四个“坐标”还很不够，《史记》中称《诗》涉及《诗》内容方面的资料，应该而且必须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后汉卫宏作《毛诗序》的意见，也应该充分重视。 二 《毛序》论《诗》有几种固定的类型，如直接说明诗义和联系史实论《诗》就是其中两种重要的类型。直接说明《诗》义的一类，在《史记》的称《诗》、引《诗》中没有反映；而在《左传》的称《诗》、引《诗》中，却能看出《左传》所用诗义与《毛序》说诗义之间的联系，这对考察《毛序》与《左传》的关系是至为重要的。 例1.《左传·襄公十五年》：“君子谓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国之急也。能官人，则民无觎心。《诗》云：‘嗟我怀人，寘彼周行’。”[2] 所引为《周南·卷耳》之诗句。该诗《毛序》曰：“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3] 《左传》说“能官人”，而《毛序》说“求贤审官”，意义相近，其内在意义上的联系是清楚的。 例2.《左传·文公七年》：“宋昭公欲去群公子，乐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葛藟犹能庇荫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况国君乎？此谚所谓庇焉而纵寻斧焉者。必不可，君其图之。”[2] 《葛藟》见《王风》，其《毛序》曰：“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葛藟》诗云：“绵绵葛藟，在河之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3] 《左传》所谓“君子以为比”，是取诗义“葛藟尚庇荫其本根，而兄弟却不能相亲”。而《毛序》由“兄弟不能相亲”，引申出“弃其九族”，也能看出其内在意义上的联系。此外，春秋中前期的乐豫明确说《葛藟》是一首歌谣民谚，证明了今人《诗经》一部分诗采集民歌而成的结论，也具有《诗经》学史料的价值，这当然是另外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