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今天受邀在此发表演讲我感到非常荣幸。中国的变化速度令人惊奇，而在这些变化的实现过程中，中国进行的创新和教育同样令人惊奇。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在许多方面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东部与西部不一样，城市与农村不一样，旧事物与新事物不一样，这同样令人惊奇。虽然我要谈的是多样性问题，但我仅仅谈论在大学和创新这个狭义范围内的多样性，而且也不想将这种多样性与更广义的多样性相比较。不过，我还是希望我能使你们感受到多样性在这个有限范围内的意义。 大学在社会中扮演了很多角色，最主要的角色是教育者、知识的创造者与储存库。最近，人们已经认识到大学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虽然大学的重要性早已为人所知，但当我们开始更多地讨论知识经济、当知识创新和知识应用的步伐加快时，大学的重要性已成为一个焦点问题。特别是，人们正在仔细观察大学在创新过程中的作用，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这对大学有几个好处：如果大学能够表明自己的效用，那么很显然，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政府会愿意为其做更多的投资。但是，这也会带来一些危险。当人们从方法的多样性中受益良多时，这种观察就会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并使人们的行动趋于一致。 剑桥大学的未来与其带来的价值紧密相关，它带给社会的价值被认为体现在经济和非经济方面。的确，我们正在努力量化我们做出的贡献，并将其传递给人们。我们已经做出了一个举动，即共同做一次影响研究(impact study)，试图捕获住剑桥大学创造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仅指我校直接或间接创造出的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指我校提升了学生的价值以及产生于校园的思想的价值。虽然这项工作不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却是必不可少的。创造出这种价值是困难的，部分原因是人们缺乏对促使大学进行创新的机制的了解。 在本次演讲中，我想审视一下大学在创新中的作用，重点讲以下几个方面：多样性和临界质量(critical mass)；为何大学在创新中起着独特的作用；如果大学希望尽可能多地做出贡献，为何需要维护其独立性并忠实于其核心学术价值。 在以剑桥大学为例进行研究之前，我想先考虑一个总体问题。我要表达的许多观点所涉及的活动可能并不在大学的核心活动范围之内。需要阐明的是，我并非认为这些活动应该取代或削弱大学的核心活动。事实上，我认为大学的核心活动在创新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些处于“外围”的活动不仅是对大学自身的有益补充，更重要的是，这些活动是对核心活动的增强。 二、创新 首先，让我对创新下个定义。鉴于我们以下所要讨论的内容，我将创新定义为以新的方式应用知识，以解决实际问题。这与知识的原始性创造完全不同。事实上，知识可能在早些时候就已产生，且可能已经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得到应用：对这种知识的新应用就是创新。 创造转化成创新的过程是很复杂的。我想通过讨论与大学相关的三种转化模式以及综合运用这三种模式的案例，来讨论这一转化过程。我将这三种模式称为传统模式、线性模式和互动模式。 传统模式即指被我们视为一般性的学术活动：研究产生新的知识，然后通过发表论文得以传播，由此对知识界做出贡献。在后来的某个时候，出现了需要解决的问题，促使人们重新拾起这种知识，然后再运用它解决问题。知识的产生与创新之间可能相隔几十年。创新者和创造者之间从来都不需要进行直接沟通，但重要的是，必须有人有能力重拾这种知识。这种方法已经过尝试和检验。它的优点是能使尽可能多的创新者以间接的方式接近尽可能多的创造者。它的主要缺点是：第一，出现的问题并不能指导知识的创造。第二，沟通以间接的方式进行，因此无法面对面进行教育和解释。尽管如此，传统模式仍然是最重要的模式。 线性模式有时也被称为知识转移。当创造者和创新者被连在一起时，就会出现这种模式。事实上，创造者和创新者甚至可能是同一个人或同一个团队中的人。虽然这种情况很少见，但它能产生惊人的结果，其主要表现是：创造快速转化为创新，创造为适应创新做出了快速的相关改进。遗憾的是，与此相反的情况也会出现：创新可能受创造的驱使导致无法解决实际问题，或仅仅得出差强人意的解决方案。这种模式已被很多人视为将大学研究成果商业化的主要途径，通过在许多学校里建立技术转让办公室，该模式得到了巩固。 最近又出现了一种创新的互动模式，也被称为知识交流模式。这是开放式创新的一种延伸。在开放式创新中，独立的创新参与者聚集在一起解决问题，他们利用其具有多种技能的优势，并且还认识到创新的提升是通过以迥异的观点看待问题得以实现的。知识交流增加了知识的创造，从而扩展了这种模式：研究人员与行业人士互相沟通以了解问题，然后开展研究，解决问题。研究活动是通过不断的咨询以及与行业合作来进行的。学生们看到了这一过程。当问题达到足够规模时，课程就会得以加强。这种模式还为各类大学以外的组织提供了合适的结合点，使各类组织能够结合在一起，从而推动开放式创新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