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06)03-0097-05 一、改革动因：中国本土大学崛起的挑战 19世纪中后期，西方基督教教会势力逐步侵入我国的高等教育领域，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些知名的教会大学纷纷于此期设立、成型。教会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涉足与发展，缘于培养教会领袖人物，旨在实现所谓“中华归主”的宗教目的；同时也是为了“垄断中国高等教育”，进而建立起完整的教会教育体系，借以达到与中国本土世俗教育分庭抗礼的需要。因此，自教会大学建立以来，其一直是传教士们所关注的热点和办学的重心。传教士无时不在关注着中国社会的变化，研究最有效的对策，竭力维持着教会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领先地位。在20世纪以前，中国本土“由于缺少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教会大学不仅在数量上遥遥领先于中国本土高等教育，而且作为“移植到中国来的西式学校”，其所特有的西式管理、西式课程和西式教法，无疑在与中国本土旧式高等教育的竞争中占据着质量上的优势。因此，教会大学在其时的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可谓是一枝独秀。然而，教会大学在晚清最后十来年间充分发展之时，也孕育着自身存在的危机。这一危机在教育上的表现就是，随着中国社会自身新式教育正式跨入现代化进程，中国本土大学的日益崛起所带来的挑战。 中国古代并不乏培养高等人才的教育机构，如汉代的太学、西晋的国子学以及宋代以来的书院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具有某种大学的特征，开展了适应于它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高等教育’”[1]。但是，近代意义的中国大学却不是传统高等教育的自然延伸与发展，而主要是学习、借鉴西方的产物。诚如芳威廉(William B.Fenn)博士所言：“早期由于(中国)缺少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任何事物都难免是舶来品。新式大学显然是外国输入，严格区别于中国的传统教育。”[2] 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本土大学，肇始于19世纪末期。它是伴随着晚清统治危机、教育危机的出现而萌生的。甲午战后，借鉴西方模式相继建立的天津中西学堂(1895)、南洋公学(1896)和京师大学堂(1898)，“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形”。在清末的最后十几年间，由于受封建传统观念、办学经费以及师资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中国近代大学教育一直步履蹒跚，发展得十分缓慢。据统计：截至清朝灭亡时，全国仅有大学4所，教职员229人，本专科学生481人[3] (P14-15)。教会大学在高等教育领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辛亥革命后，封建专制统治被推翻，为近代大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同时，由于政权更替，百废待兴，社会对各种高级人才的需求也大大增加。中华民国政府紧紧抓住这一发展大学教育的有利时机，适时地颁发了《大学令》、《大学规程》等一系列法令，对清末的大学教育进行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初步改造。与此同时，针对当时政府财政困难、经费紧张的实际情况，民国政府还放开了大学教育的办学权限，积极提倡私人参与大学的创办。有基于此，民初大学教育较之清末有了较大的进步。大学，尤其是私立大学，数目逐年递增，至1915年，全国公、私立大学数已达10所[3] (P14-15)，教职员与本专科学生数也有了较大的增长。 当然，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近代中国则更是如此。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封建势力的根深蒂固以及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民初改革的许多设想并没有在实际中得到贯彻。因此，尽管民初大学教育较之清末有较大的进步，但这种进步，只是体现在大学规模的拓展之上，而诸如学术研究、教学质量等一些反映近代大学特质的方面，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以北大为代表的老校，依旧继承了清末“老爷式”学堂的传统，具体表现为校政腐败、学生求官心切、学术空气淡薄、教学质量低下、封建文化泛滥等。然而，这种状况并没有延续多久，1917年蔡元培对北大改革后，逐渐得到了改善。 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从1917开始，在短短的几年间，蔡元培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经过蔡元培的改革，北大在学术水平、教学质量等许多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一改昔日的“著名腐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中国最有影响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4]，在全国大学改革与发展中起着示范和导向作用。在北大改革的影响与推动下，其他不少大学也纷纷效仿，实行了改革，一批高质量的学府相继涌现，中国本土大学的整体水平，也随之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质量逐渐提升的同时，此期中国本土大学的数量又有了进一步的增长，截至1922年，全国公、私立大学已增至20所[3] (P22-23)，与同期的教会大学数基本持平，在校学生数也超过了教会大学。此外，还有一些大学正处于紧锣密鼓的筹创之中。 中国本土大学的“复兴”，引起了在华传教士们的警觉和不安。如果说，清末教会大学是在毫无竞争的局面下得到发展，他们还可以高枕无忧的话，那么，随着中国本土大学的崛起，传教士们深切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挑战。尽管他们自始至终都在密切“注视着这一复兴的过程”[5]，并竭力维持着教会大学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垄断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教会大学不可能成为建立全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样板，而且基督教教育工作者根本无法控制住中国改革的进程。”[6] (P75)教会大学不仅在数量上逐渐被中国本土大学赶上，更为重要的是，在质量上也开始失去优势地位。摆在教会大学面前的出路是：“要么成为一所综合大学，由一流人才有效地管理，拥有优秀的教员和学者”；“要么成为一所五流的有名无实的大学，只有一些往日的荣誉，而被日益增长的竞争远远地甩在后面”[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