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06)05-0023-08 所谓研究文化，是指以学术研究为业的学者群体的生活方式及其精神和制度的产物。就仅有20多年学科发展历史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而言，凭借着不断的反思、转型，虽已成为一份弥足珍惜的学术经验，但研究文化的发展却依然步履维艰。随着中西研究文化交汇的不断深入，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文化会如何发展和它应当怎样发展，不仅成为一个厚重的话题，而且对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也已然构成了严峻挑战。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深入一个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广泛文化议题。借助文化的历史向度和问题路径，我们试图勾勒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传承与发展的新图景。 一、语言冲击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文化危机 个人在科学研究上的两大根本局限在于：生命的短促和经验不足。作为启蒙思想先驱的笛卡儿认为：“要排除这两方面的障碍，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所发现的一点东西毫无保留地、原原本本地告诉大家，请求有志之士继续努力……把多数人的生命和成绩汇合在一起。”[1] 要做到这点，必须保证研究本身值得信赖，而且是可以交流的。而信赖和交流在学术过程中都是通过语言完成的，语言是学术活动中一个关键的要素。 一种语言是为着一种存在而存在的。存在变了，语言自然就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在这一快速激烈的文化演进中，必然地受此影响。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所受到的严厉指责中，概念含混、语义不详就是重要的问题。对于中国经验而言，这种指陈则更是非同一般。其实，在面临多元文化冲击的时代，语言乃至文体的变迁均是在所难免的。“欧洲文字衍声，故古今之差变剧；中国文字衍形，故古今之差变微。”[2] 在西方可以迅速发生的语言变迁，在中国研究中则循序渐进。加之，我国历来以翻译为主，翻转之间，因为许多无法传递表达的信息等等，也难免造出来的语言与原意有别。更何况不少新语言的介绍者并没有本着穷根溯源的学术态度。从阐释学角度来看，我们忽视了每个概念背后大量的社会事实和问题，以及那盘根错节的知识体系，忽视了语言只是而且仅是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才能被接受。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层出不穷的名词之间，不难发现此类迹象。舶来的概念轮番登场、谢幕，匆匆的关照、解读，最终成了持续的语言冲击。故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地清理我们的语言。 以“质的研究”为例。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中国传统方法论的外国版本，有人则认为这是一种全新的创造。究其实，它就是西方学术文化进境的一种表现。只有把它放在西方学术发展的历史之中，这个语言才能被理解。它所着力表现的新的方法论，作为对实证传统的修正，实际上早已在持续不断的进行着；[3]“质的研究”作为一个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科学概念，本身是一个跨学科的创造。当我们用学科观点去解释的时候，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作为一个学术语言，它依然是学界争论的话题。更何况“质的研究”目前依然缺乏有效而且可行的标准和规范。[4] 因此难以掌握并熟练操作。虽然库恩坚持认为，“缺乏一种标准的理解以及可以简约的共享的规则，并不会影响一种范式对研究的指导和影响力。”[5] 但现实呈现了相反的状态：“质的研究者预计的实证研究的衰败就像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的没落一样并没有如期出现，反倒还呈现了一种新的复兴。”[6] 与此同时，质的研究虽然成为众多研究者的自觉选择，但成功的案例却鲜为人知。对于我们来说，与其加入这场学界的范式争论，倒不如认真地分析、研究所谓的“质的研究”的成功作品。根据具体的研究问题，有针对性的借鉴和尝试。 “精英与大众”高等教育的说法可以作为另一个例子。这两个概念在西方的语境中有着特定的涵义，是一组对称词组。精英包含了身份、地位以及教育乃至生活方式和礼仪典规等复杂内容，是欧洲传统贵族制度的一个缩影。在美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在教育领域逐渐演化为一种相应的观念、内容、方法的体系。他们坚持教育的博雅性，注重人文素养，基本是以小班教学方式完成教学(一般在20人以下)，注重辩论及研究能力的培养，坚持学术优异的原则，在美国最具代表性的精英高等教育机构是小型私立文理学院。他们代表着传统教育观念和制度的延续，是学问和研究的现代继承。与之相对的是大众高等教育，它完全是美国制度的产物，主张民主平等，推行广泛的竞争合作，最具代表性的大众高等教育机构，在20世纪50、60年代是社区学院，现在则是那些巨大的盈利性高等教育组织。这些组织是以技术开发的形式推销教育产品，打通资本市场，以全国连锁的方式经营管理。精英教育主要面对社会中产阶级，学费昂贵，大众教育主要面对下层民众，学费较低。这些概念直接引入到中国会导致很多问题。其一，容易令人对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产生不切实际的想象；其二，在解释中国高校的教育服务时出现困难；其三，中产阶级在中国历来不存在，现在也只是在生成中，[7] 我们显然还没有相应的教育类型与之符合。而且，中国在引入“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的概念时，过于关注两种教育在“量”上的标识，即“适龄人口毛入学率低于或高于15％”；对二者“质”的差异，即作为两种不同的教育模式之间的差异关注不够。 语言的传递、交流经历了“抽象化”和“流行化”两种潮流。这两种潮流不仅深刻地反映着一种时代病症：思想失落与精神虚无，也造成了人们对语言的盲目崇拜和追随。借助全球空间的强大市场力量，语言比思想走得“更远”。其实，对于研究者而言，有了问题，才需要语言，也才能找到语言。完美的言说是研究者和语言的相遇。伯顿·克拉克早期成功的高等教育组织学研究和“组织传奇”这个词语联系在了一起，一个词语也因为一个研究获得了新的学术生命。[8] 无独有偶，前不久关于“大学”这个称谓的争论也成为一个有趣的反证。阿特巴赫在严厉指责打着大学招牌的各种营利性组织或者冒充者的同时，对于“大学”这个称谓的强烈捍卫，[9] 究竟不是为了这个词语本身。就像对民办高校必须冠之“职业培训学院”的称谓一样，语言站出来的时候，总是有更多的东西站在后面：那个用语言织就的世界。尼采曾深刻指出语言的革命性力量：命名就是定下规则，世界的秩序就在于命名。近来学界对“话语权”的兴趣也正是力图表达一种新秩序。语言的力量得到释放，是知识科学化进程的一个必然结果，人文社会科学语言正在经历又一次“白话运动”。这种运动是由科学知识的内在力量和本质精神所引发的。科学以更加快速、有效的解决实践问题，增进人类的福祉为本质追求，这种精神和追求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他们以此积极地加入到科学的社会建构，这是现代社群社会的模型，[10] 也是对现代学科话语运动进行结构性分析的典型。以杜威为典型，他带头进行了教育哲学的语言变革，也因此被分析哲学家指责为语言含混、语意不详的一个糟糕写作者。但是构成讽刺的是，分析哲学很快衰败了，杜威的哲学再度焕发勃勃生机，与此同时，美国当代教育哲学也开始了世俗化、大众化的转型。[11] 那么，潜藏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语言冲击背后的又是什么样的文化危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