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7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06)04-0041-05 关于芝加哥大学——尤其是赫钦斯在任时——的通识教育实践，有些流传的说法与历史的真相相去甚远，导致了芝加哥大学前本科学院院长勒温(Donald N.Levine,1982-1987)所称的一系列“迷思”(myths)。本文希望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勾勒出赫钦斯在芝大所推行的通识教育实践的具体轨迹，并对其前因后果进行简单的追述与评论。 一、赫钦斯任内的通识教育改革 正如丹尼尔·贝尔指出的那样，芝加哥大学课程改革措施极端不稳定，一些观念与措施总是在试验阶段，系科冲突严重，各个学部对课程改革的反应与配合程度也大不相同。因此，历史地看，课程改革的图景是驳杂不清的，“除了一种‘理想类型’，任何单一时段的通识教育图景都无法反映芝加哥大学（通识教育）的本质概念与传统。”[1]为免简单化之虞，本文将分不同的时段描述其发展历程。 1.在矛盾与斗争中前行——新计划时期：1931-1941 芝加哥大学一开始的定位是在研究生教育，其第一任校长哈珀明确指出：“研究的工作是首位的，教学的工作是第二位的”。[2]哈珀最为激进的一个尝试是对初级学院和高级学院的划分，在其设想中，在二年级结束后，学生进入专门化的学习，从而由学院(college)升入大学(university)。初级学院实行一般性的通识教育，高级学院并入研究生部，初级学院和高中联结在一起，组成一个新的学位颁发机构。此外，哈珀也希望本科学院有自己独立的教师队伍。可惜，这些设想没有付诸实践。[3] 哈珀把这个难题留给了他的继任者，然而，继起的两位校长哈里·贾德森(Harry Pratt Judson,1906-1923)、欧内斯特·伯顿(Ernest De WittBurton,1923-1925)也没能解决这一问题。直到马克斯·梅森(Max Mason,1925-1928)任内，这一问题才稍有起色。他在任内成立了一个由鲍彻(Chauncey S.Boucher)领导的委员会来规划本科生的教育。1928年，鲍彻发表了一个关于学院学程的报告，建议学校在头两年提供普通入门课程，然后实行选修制。1928年5月，欧内斯特·伯顿离任，在6月1日的告别演讲中，梅森忧心忡忡地提到了没有得到解决的本科教育问题。[4]历史的重任落到了赫钦斯肩上。 1930年，在赫钦斯的提议下，学校划分为人文科学部、社会科学部、生物科学部、自然科学部四大部门，随后鲍彻出任课程委员会的主席，设计新的通识教育方案。1931年3月，该委员会提交的课程计划获得通过，共包括五门为期一年的通识导论课程(introductory general course)，其中每个学部负责一门，外加一门英语作文，每门课程均要求综合考试。另外，学生还必须从四个学部中选修两个学部的系列课程，并通过综合考试。[5]在前两年的通识教育中，学生可以选修一些专门院系的课程，使其能够比较早地进入专业化学习。同时，为保证课程学习的广度，后两年选修的课程中，必须保证有三分之一以上非本专业的课程。[6]这一折中的方案力求平衡专深与通识，并兼顾个人兴趣与硬性要求。 当时芝加哥大学有14,000名学生，其中8,000名研究生、4,000名是附设机构的学生，只有2,000名本科生，对于研究的重视，已是芝大根深蒂固的一个传统。因此，教师并不太支持进行本科生的教育改革。尽管如此，赫钦斯还是在鲍彻报告的基础上开始推行他的课程改革。[7]这一改革通常被称为“新计划”(New Plan)。 为了配合“新计划”课程改革，学校于1931年成立了专门的考试委员会，从那以后，芝加哥大学一直采取综合考试的办法，通过规定的综合考试数目即可取得学位。为了配合本科课程的改革，赫钦斯还提议将学校高中部从教育系独立出去，与本科学院合并到一起，组成一个四年制的通识教育项目。1932年，董事会原则上同意这个计划，但推迟执行。同年，为了鼓励教师对本科教育的重视，芝加哥大学设立了本科教学优秀奖。 1935年，鲍彻离开了芝加哥大学，在其任内，新计划的执行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不过，赫钦斯认为鲍彻执行不力，对其任内的课程改革并不满意。赫氏认为，理想的本科课程应该将高中最后两年和大学前两年连为一体，并更专注于经典名著的研读。此外，在“新计划”的通识课程中，自然科学的课程占了40%多，这一比例在赫钦斯看来显然有点高了。1935年，赫钦斯向董事会提交报告指出，芝加哥大学的通识教育犯了和其他学校一样的病——“信息病”(information disease)。1935-1936学年的年末，赫钦斯向董事会提交报告，表示不满。[8] 为了推进改革，赫钦斯于1936年出版了《美国高等教育》一书，强调理想的课程必须包括“西方世界的伟大名著”，“阅读、写作、思考、演说的艺术”以及“数学”。[9]但很多本校的教师并不同意他的观点。作为回应，芝大教师哈里·吉迪恩(Harry D.Gideonse)写了《民主社会的高级学习》(The Higher learningin a Democracy)一书，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不仅反对“经典名著课程”模式，而且对赫钦斯将形而上学(metaphysics)作为大学探究真理的中心学科表示不满，认为这种看法“满是经院哲学的味道”(nourished by scholasticism)。[10]他还认为，赫钦斯所主张的观点是反科学、反民主的，是在给知识按等级排座次。相反，吉迪恩认为，中世纪大学体现的是神学导向，文艺复兴时期大学体现的是人文导向，而现代大学必须“将其重心置于科学的方法”。[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