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对大学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诉求，并把这种制度建设赋予了“现代”的含义，由此引发了关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思考。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命题，也是一个时代的命题。我国高等教育实践与国情的特殊性，又决定了这一命题的特殊性——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的中国特色。 关于大学制度，抛开时代的色彩，大体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宏观层面的大学制度，亦可理解为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它包括国家层面的办学体制、投资体制和管理体制，是一个国家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总称；其二是微观制度，主要是指一所大学的组织结构和体系，是维系一所大学正常运行和发挥其职能的制度保障。应该说，在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上，大学制度的最初指向，主要是微观层面的含义，即是指一所大学的制度构建。大学制度的发展逻辑表明，是先有了微观的大学制度，而后才有宏观的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制度。从一所大学制度的建立，到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才是大学制度的完整体系。这一发展过程同时证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大学制度的有机结合，才是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一体两翼”。 大学制度是一个悠久的话题，大学制度也蕴含着古老的形式。任何一种大学制度的形成，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和时代的烙印；任何一种大学制度能够得以延续，都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大学制度一经形成，也就有了自己的历史惯性。大学制度的历史惯性，与社会其他组织的制度相比，其稳定性和继承性表现得十分强大。以至于在世界大学发展史上，每当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都会对建立新的大学制度提出强烈的诉求，并最终产生新的大学制度。 我国在今天之所以提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命题，就在于我国正处于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大学制度存在的时间和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影响大学制度的因素和力量在发生变化，大学的职能和属性也在发生变化。在我国，引发这些变化的直接动因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在其背后，则隐含着更多的深层次原因。尤其是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启动，规模的急剧扩张加剧了大学制度的裂变，引发了大学制度与社会转型的矛盾。现有的大学制度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对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制度的不适应，由此被称之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 在西方，大学也曾一度被称之为“象牙塔”。其原因就是大学制度的变革在19世纪前也曾极其缓慢，有一个历史的“冰河期”。由于大学远离社会中心，“象牙塔”长期被认为是大学的代名词。关于我国大学制度的建设，在世纪之交出现“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这种曾在西方国家出现的话语，既是历史的一种巧合，也彰显了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性。大学制度在西方国家走出“象牙塔”是一种必然，在我国走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也是一种必然。不同时代的两种表达方式，既表达了社会对大学的期待，也反映了大学制度建设的紧迫性。在进入20世纪后，西方大学的保守性和制度变革的滞后性已发生了较大变化，大学制度的重新构建在西方国家相继进入了快车道，除了西欧福利国家的大学制度之外，多元化的大学制度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已基本形成。社会转型为大学制度的重新构建提供了一个契机，也提供了一种动力。例如，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高等教育的办学体制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私立大学几乎都在重新崛起。 大学的保守性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着双重的价值，既维护了大学的精神和传统，也曾阻碍了大学的发展。造成大学这种保守的根本原因，人们往往责难于大学，其实，并不全在大学本身，而是社会对大学制度构建的驱动和需求不足所致。大学制度的建立，需要某种外在的动力，也需要大学把握住机遇。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往往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催生出新的大学制度。任何一种新的大学制度的出现，几乎都有社会转型的痕迹；每一种新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对原有社会形态和传统大学制度的一种“反叛”。 大学制度建设的一个基本命题是：一个国家的大学制度，依赖于本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一所大学的制度建设也遵循同样的原则。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决定了我国大学制度建设必须坚持“中国特色”，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也决定了我国大学制度建设的“中国特色”。 但是，经济全球化在不断强化着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思潮，国际化既具有对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合理内核，也会对一个国家或一所大学的传统产生冲击，使大学制度建设贴上“现代”的标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化思潮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制度建设都提出了挑战。这也正是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本土化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理论和实践命题，在许多国家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高等教育本土化就是对传统的一种继承，本土化也就是一种特色。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在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等国家实行的是分权的高等教育制度，而在西欧部分福利国家实行的则是集权的高等教育制度。如何保持我国的大学传统，同样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必须思考的问题。 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对大学制度的影响，人们已经形成共识。但对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建立大学制度之间的相关性，人们还没有形成共识。一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往往体现着这个国家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并由此构成大学制度间的差异。以我国为例，我国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和主要矛盾，集中地表现在穷国办大教育，高等教育资源明显不足。因此，我同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就必须要打破国家办高等教育的体制，给民办大学更大的空间。再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已经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现阶段的民办高等教育与我国历史上相比，在性质上已经有了较大的不同。我国历史上的私立大学，几乎都是企业家捐资办学，而今天的办学者几乎都是投资办学，两种办学模式必然导致不同的大学制度。因此，全面认识和把握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性，对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