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20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迅速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也激起了我研究中国及中国高等教育的强烈兴趣。纵观中国高等教育最近20年间的变化和发展，我个人认为其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从1998-1999年度开始，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这种“新”不仅表现在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大方面，更表现在以市场化和国际化为主要特征的高等教育改革上。作为一个日本学者禁不住会问，这种改革为什么会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这次改革伴随着何种结构上的变化？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和日本历史上出现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大有何异同？下面就围绕上述几个方面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一、政策大转型：从稳步发展走向迅速扩大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政府采取了“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之后，高等教育摆脱了旧体制下束缚其发展的各种组织和意识形态的桎梏，与此同时加快了重建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步伐。如果简单分类，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所要解决的政策课题为前者，90年代之后所要解决的问题为后者。进入90年代之后，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中心，政府致力于完善有关高等教育的法律，意在有计划地发展高等教育。[1] 但是以1998-1999年为界，这种政策方针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首先表现在大学生数量的急剧增加上。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学生在1990年约为200万人，1998年增至340万人，相当于8年前的1.7倍。到了2003年，在校生骤达1100万人，是5年前的3倍多。很明显，这组数字意味着政府发展高等教育基本方针的巨大转变。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政策变化呢？ 其答案隐含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方针之中。1998、1999年间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人均GDP的增长每年超过10％，但是，这种发展具有明显的特殊性，那就是经济发展以外资企业的出口为中心，而且中国国内的收入分配也未必公平。这样就使中国国内的投资机会受到限制，同时个人消费也没有扩大。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因人员过剩和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环境而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再者，其前正值亚洲金融危机。有鉴于此，积极扩大内部需求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从这个角度出发，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学生生活消费、学费支出和大学基本建设投资的增加，因而也具有扩大国内消费的意义。另外作为旧体制的残余，现有体制下中国高等学校人员过剩，扩大招生能够有效利用这部分剩余人员并能保证其就业的安定。再说，中国一般居民送子女读大学的愿望非常强烈，这样，以一定程度的家庭高等教育费用负担增加为前提，实行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就非常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政策可以说是“哥伦布之卵”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种政策思维和以前中国高等教育政策的逻辑完全不同。对此我曾经访问过有关政府部门的负责人，结果是该政策思想的形成并非来自于教育部，而是来自于国务院的指示。因为高等教育扩招被认为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意义。于是国务院于1999年6月下达了高等教育扩招的指示。当然，该政策能够顺利实施还因为它对各个大学来说未必是件坏事。 二、规模扩大和结构变化 上述背景下的高等教育扩张促使高等教育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简单地说，这种变化就是高等教育的市场化。下面具体从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投资等三个方面来分析这种变化。 1.教育市场化 90年代末期出现的高等教育改革其基本特征是高等教育对个人负担依存度的逐渐加深。90年代的中国高等教育面临两重困境，一方面是教职员过剩，另一方面是政府财政投资增长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别说学校的现代化建设投资，就是教职员工工资的增长也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总而言之，当时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想到的是收取学费。 在过去的体制下，高等学校不仅不收取学费，而且实际上还补助住宿等生活费用。进入90年代，中国的宏观改革和开放告一段落之后，政府开始实行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改革。该制度导入于90年代初期，90年代中期学费额涨至每年1500元左右，而到90年代后期骤升至3000元左右，时至2002年学费已高涨至5000元左右。 很明显，对于具体高等院校来说，涨到一定高度的学费成为高等院校扩招的动力。这样，学费上涨和学生数增加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极大地影响着各个具体高等院校的发展方针。同时由于政府财政拨款停滞不前，为了弥补财政不足，各大学也积极招收计划外学生。 其结果是中国政府所属高等院校的收入结构发生极大的变化(图1)。1997年学杂费收入仅占全部收入的15％，但2002年就高达26％。计划外生源学杂费等收入所占的比例也从1997年的5％上升到2002年的19％。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拨款所占比例也明显下降，在同一期间从78％降为51％。从个别高等院校的数字来看，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管辖的院校，学杂费占总收入7-8成的也不少。
同时，从90年代起部分政府所属高等学校设置了被称为“二级学院”的教育机构。“二级学院”的学生为计划外生源，其学费远高于一般学生。从90年代末开始，这类机构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并出现了独立于母体大学的趋势。即使没有追求经济利益的目的，作为“二级学院”母体的政府所属院校也能靠二级学院吸收剩余教职员工。[2] 政府又通过法规使这类二级学院作为“独立学院”制度化。从财政上说，这类机构几乎完全依靠学费，大多数“独立学院”的平均学费为政府所管大学的3倍，高达15000元左右。[3] 9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高等教育扩大，就是以上述高学费教育部门和机构的扩大为主要特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