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254；G40—01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2204（2006）02—0069—04 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对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教育程度越高，以知识、技能、素质为主要特征的人力资本的含量越大，对提高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大，即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受教育者的人数和层次正相关。许多国家一定时期教育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判断。1998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有效需求不足，政府、企业和理论界努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汽车、住宅等产业市场一直不温不火的情况下，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教育产业。许多学者提出“发展教育，启动内需”、“高等教育应当成为投资的热点”① 等政策主张。自1999年开始，高等教育进行了大规模扩张，1999年至2003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分别为156万、220万、260万、290万、340万，每年以30万～60万人的不等规模递增。② 高等教育能否成为短期经济增长的“推进器”？笔者结合近几年中国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运行状况进行分析认为，高等教育对短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拟通过高等教育的扩张来促进短期经济增长的方法有待商榷。 一、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与短期经济增长 经济学上一般把产品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萨缪尔森最早把纯粹公共物品定义为每个人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别人对这种产品消费的减少的产品。这种产品具有两个特性：效用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上的非竞争性。私人产品则是指可以由消费者个人享受的，不产生外在效益的产品。另外，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准公共产品，它兼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特征：一方面在消费上具有排他性，可以将不付款者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又具有外在性，可以为社会共享。教育从整体上看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因为教育的效益可以分为社会效益和个人效益。教育产品受益的外在性主要表现在教育的社会效益上，同时，教育产品在消费上又具有排它性。教育机会是有限的，一些人消费意味就着另一些人将无法消费。 然而，教育从整体上讲是准公共产品并不意味着各层级教育是同质均匀分布的，实际上，各级各类教育的性质有很大的差异，它们在受益外在性（社会收益）和排他性上表现各异。从义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到高中、高等教育，它们在受益外在性方面逐渐减少，在消费的排他性方面则逐渐增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经济学家和教育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未随着教育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甚至层次越高的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反而越少。[1] 劳动经济学中一般用教育的收益率来反映教育的回报，教育的收益率分为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其中教育的私人收益率主要反映教育投资对个人所产生的回报，而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则是指教育给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回报，如社会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一年给社会带来的变化。从教育投资回报率的研究成果来看，教育投资的社会回报率随着教育阶段的上升而下降，即初等教育最高，其次是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则最低。③ 显然，从公共财政的投资排序来看，应当是优先和重点发展义务教育，进而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其他非义务教育。这也是世界各国教育投资的共同目标特征。而在中国，自“十五”规划中提出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后，高等教育实行跳跃式扩张，国家、社会、家庭都不同程度地加大了高等教育投入，但高等教育投资仍显不足。而且，在国家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此举在很大程度上又挤占了义务教育的教育资源。国家对于义务教育的投入不足，长期以来是制约其发展的一个“瓶颈”。高等教育盲目扩张的后果是降低了整个教育体系的质量，教育供给水平下降，最终有损于经济运行。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的报告用这样一段话描述高等教育的作用：“对高等教育不能指望过多。它确实能促进机会的均等，但那也仅仅是很小程度上的。对经济发展而言，它能够对达到较高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做出重大的贡献，但它自身并不能导致GNP的增长。它能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氛围，但它担负不起这种发展的责任；它不能拯救灵魂。它能有助于纯粹的学术，但它不能保证这些学术成果能为人类增添幸福。它能为评论社会行为提供机会，但它不能保证这种评论的有效性；它不能拯救世界。”④ 二、高等教育投资的增加与短期经济增长 分析高等教育投资的增加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可以利用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投入产出分析表计算出与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有关的各部门的产出乘数及影响力系数。“产出乘数”反映某部门产品或劳务的最终需求增加一个价值单位时所导致的国民经济总产出的增量。高等教育扩大一定的规模将导致各有关部门的产品或劳务的最终需求增加若干个价值单位。将各有关部门增加的不同价值单位与其对应列的元素之和（产出乘数）对应相乘，其总和就是高等教育扩大一定规模时对国民经济总产出的拉动力大小。“影响力系数”可以用来比较某部门对国民经济影响力的大小。该系数的分子反映的是某部门产品或劳务的最终需求增加一个价值单位时所导致的国民经济总产出规模的增量；而分母则反映各部门这一增量的平均值。因此，影响力系数是某部门对总产出规模的影响与其它各部门影响的平均水平的比较结果。影响力系数若大于1，表示该部门高于其它各部门的平均影响水平，若小于1，则表明低于平均影响水平。换言之，影响力系数反映了各部门对国民经济总产出拉动作用的大小。[2] 根据北京大学《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对短期经济增长作用》课题组研究表明，教育的产出乘数不仅小于汽车、住房等消费的产出乘数，而且小于众多行业产出乘数的平均值，其影响力系数的排序也十分靠后，通过高等教育投资扩张这条途径来拉动短期经济的增长显然不合适。 同时，中国在教育领域存在着很大程度的过度消费。所谓过度消费，是指居民对教育的投资超过家庭消费结构的正常比例，甚至超过其实际的支付能力，这种现象在中国广大农村比比皆是。当有限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大部分投入到教育消费时，势必要挤占其它项目的消费，住房、汽车等原本可以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消费被教育消费这种形式所替代，而教育消费所产生的乘数效应远不及住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所带动的乘数效应。 1998年高等教育扩招前夕，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等人认为，240亿的高等教育投入将会拉动近1000亿元的投资与最终消费。而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所作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240亿元的教育投入将导致国民经济总产出的增量仅为567.2亿元。⑤ 1999年普通高校招生从1998年的108万人扩大到156万人，招生计划增幅达44.4％，以全国平均学费标准为3900元／生／年计，每增加一个学生所带来的总产出为14954元，再乘以扩招新增的48万学生，此次扩招带来的经济总产出的增长仅为71.78亿元。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