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06）03 —0009—10 一、现代大学与市场力量 1.古典大学和市场力量 在讨论市场力量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现代大学在与市场和国家的互动中的发展历史。大学产生于市场力量的作用。一方面，潜在的学生需要知识，另一方面，潜在的教师有能力提供教学服务。但是潜在的需求及潜在的供给不足以形成供求间的实际交易。中世纪大学是通过学生组织（波洛尼亚大学）或教师组织（巴黎大学）而以大学行会（universitas）的形式出现的。第二种形式的教师行会逐渐成为现代大学的主要模式。 行会这种组织为教育交易提供了三条重要途径。首先，它提供了一个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基础。一名教师的资源能够被很多学生所分享，学生又能够受益于若干教师，这些教师提供的不同种类的知识在总体上构成一个有意义的学习体系。其次，大学行会从天主教会或国家那里获得颁发学位证书的资格特许。无形的知识是难以估价的，官方认可的学位则为知识提供了交易的基础。在中世纪及其后，古典大学通过实现以上功能有效地保证了高层次知识的生产和传播。 2.现代国家的出现和现代大学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对古典大学的组织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现代国家拥有广泛的职能和强大的权力，接管了包括大学在内的很多传统机构。现代大学是在现代国家与古典大学传统的冲突中产生的，这一过程中形成三种基本模式的现代大学。 第一种是“国家机构”模式。柏林洪堡大学是作为新崛起的普鲁士王国的一个机构和象征而建立的。普鲁士政府以探索真理的学术使命，以为国民建设“文化国家”的理想，把创建和支持大学作为政府的一项基本宗旨。同时，鉴于知识探索有其内在目标和发展逻辑，政府认为学者在学术活动上应拥有绝对自由。所以，普鲁士的大学既是一种国家机构，又是一种自治的学者行会。大学的这种双重特点本存在着内在的严重冲突，但政府因此凭借大学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保障。政府通过调节公共教育经费来控制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政府同时又允许学者拥有相当的学术自治权。历史证明，这种意识形态的构建成功地促进了现代科学的发展。 第二种是“公民法人”模式。英国中世纪创建的大学是牛津和剑桥的学院模式。不仅是学者，非学术人员也共同参与管理学院长期积累的捐赠和资产。这种模式后来被移植到了北美殖民地，北美学院的物质基础也来自精英阶层的捐赠。耶鲁学院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耶鲁董事会负责经营管理学院的各种社会捐赠。直到1817年达特茅斯案前，美国法律并未明确学院的产权是归州政府不是学院董事会。后来，公民法人原则确定后，任何具备一定资金的私人团体都可成为公益机构的法人。在美国、日本等国，这类法规为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提供了切实的法律保障。这种私立大学作为一个整体是独立于政府的自治机构，校董会掌握着这类大学的内部管理权。 第三种是“政府委托”模式，它介于以上两种模式之间。19世纪末，美国创建了赠地学院，即州政府经联邦政府批准为大学提供建设和运营的经费，而大学则由独立的校董会管理。校董会中政府任命的董事占多数，他们负责保证政府在大学运营中的利益。英国在19世纪至20世纪建立了城市大学，这些大学的经费基本由政府提供，大学的管理则由以学者为主体的大学内部机构负责。公民法人和政府委托模式下的大学都是独立于政府的自治机构。但基本物质资源则由政府提供。虽没有明文规定，但在资源的提供和以研究和教育形式的服务产出上，政府与大学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契约关系。 3.国家职能的扩展 19世纪后期和整个20世纪，三种模式的现代大学原型都经历了关键性的转变。这是因为随着政府责任的增加，国家职能迅速扩展，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国家在促进工业化过程中起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政府的参与大力推动了人力资源培训的发展。第二，大学成为现代科学知识生产中的重要环节，国家依靠科研力量加强军事实力，同时也促进了工业的发展。第三，鉴于高等教育对创造个人财富意义重大，国家承担起保障社会机会公平的责任。因此，政府需要控制高等教育的供求。 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日益增多有很多原因，如政府增加了对大学的拨款、工业的发展、公众对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期望等。需求的增加促使原本服务于精英阶级的高等教育系统向大众开放，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转变为提供一种不论家庭背景、学习能力或年龄而普遍存在的社会机会。 在高等教育走过向大众化和普及化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机构也从单一的大学模式扩展到多种“非大学”的模式。高等教育因此成为一个巨大的系统，核心是传统的大学，外围则有多种多样的非大学机构。国家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意义重大，一方面政府建立并资助了众多的非大学机构，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法律框架来协调和统筹高等教育体系，使得各类高等教育机构分工明确、相互配合。 4.政府干预的局限 近年来高等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未必是因为国家的作用受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普遍怀疑，而且高等教育本身就具有三重矛盾。 第一，随着入学机会的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对公共经费的需求不断增加。同时，随着向知识社会的迅猛发展，公众对大学在研究和教育两方面的期望也大大提高。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加重了公共经费的负担，因此政府不得不提高税率，但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下，高税收政策常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大学经费需求与政府经费提供能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经费竞争使得政府对大学的绩效评估日益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