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18（2006）02—0014—04 一、大学排名的制度起源与构建 大学排名始自美国，始自1980年代，这不是一个历史的偶然。秉持“自治”（autonomy）传统的美国大学，对国家的资助尚且要反复斟酌[1]，何况是来自外行普通民众的要求。因此，1980年代美国所产生的“大学排名”在得到大众热烈追捧之后，很快被构建成一种高等教育市场的指引制度，参与到制约大学发展的多方博弈中来，这在高等教育界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值得关注与考察。 高等教育市场指引制度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制度条件：一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进入高原期；二是高等教育市场化进入成熟阶段。因为，市场指引制度的出现必然是基于个体选择理性和选择行为确乎存在的前提，而个体的选择理性和行为只有在市场的供与求达到相对容量和平衡时，才可能产生。1980年代的美国恰好具备这样的社会基础。首先，美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在二战结束时就已达到30％，相比当时欧洲的5％早已进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而且在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之后更猛增为50%，并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都基本稳定在该水平上[2]。因此，1980年代初正是美国高等教育在规模急剧扩张之后进入的稳定期，此外，与欧洲高等教育经费与管理高度依赖国家不同，美国的高等教育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虽然国家在1950年代之后对高等教育系统加大了资助力度，但大学的生存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取决于是否能吸引足够的学生，这在1980年代表现得更明显。1980年代，美国的经济处于危机后的恢复期，一方面国家对大学的资助已被大幅削减，另一方面美国开始出现为新科技革命所推动的经济转型。前者，导致了大学对高等教育市场（学费）的依赖；后者，更是在劳动力市场一方面饱和另一方面高薪重聘新科技人才的矛盾对立中，把公众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注推向了空前高涨的程度。高等教育的付费者要求物有所值[3]！在这种情景下，出现指引公众进行高等教育选择（包括机构选择和专业选择）的全美大学排名榜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因为它根本就是高等教育市场化和大众化达到成熟阶段的产物。 然而，美国大学的排名始自名不见经传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下文称美新杂志）却是一个历史的偶然[4]。1983年当这家媒体第一次推出全美大学排名时，完全采取的是时尚杂志推出“最佳衣着奖”的做法，只是粗粗地把大学分成全国性大学和地区性大学，然后向大学校长们发出问卷，让他们选出自己心目中的五个最佳大学。这种完全基于声望的评估方法，其实和大学质量并无太大相干。然而出乎意料地是，那期杂志销售额大增。于是，美新杂志又于1985年和1987年尝试着再次推出类似的排名，反映依然热烈。这两步的尝试证明了一个核心问题，即公众对大学质量方面的信息有强劲的市场需求，而且该需求每年都很稳定。毕竟每年都有近千万的年轻人等着要上大学[5]， 他们自己和家人都要收集相关信息以便进行大学和专业的选择。普通大众对大学和专业质量方面信息的渴求与重视，正如美新杂志在它的广告中所说：“大学教育的投资，无疑会对一个人的职业机会、收入状况以及生活质量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了‘买’对大学，你需要一份值得信赖且有连续性的参考信息，这样才能对不同的大学进行比较，并且找出那些对你才重要的差别。我们的排名既有质量方面的考查，也有性价比方面的考查。就象你去买汽车，如果那辆车不是最值的，你肯定不会把它买回家。同样地，在你选择大学时你也会遵循这样的原则，尤其是现在的学费高昂得可能四年就花掉你10万美元，还不算上食宿费和书本等其他开销。人一生只上一次大学，没有多少可以推倒重来的机会，因此从一开始你就需要一份高品质的信息来帮助你进行选择。我们的‘全美大学排名’，就可帮助你更便捷地在1400所认证的高等教育机构中挑选出你所要的。”[6] 在洞悉其中巨大的商机之后，美新杂志开始对大学排名进行改进。一方面为排名制定了一个主要反映本科教育质量的指标系统，如录取率、学生保持率、毕业率、校友捐赠率等；另一方面，对排名进行了一定的“科学化”，如统计技术的使用。这两项看似不大的改革却使美新杂志的大学排行榜实现了两个质的转变：前者锁定了服务的读者群，即确定了排行榜的定位——为大众选择高等教育机构和专业进行指引；后者则完成了排行榜的技术合法性，赢得了公众的信任（trust）。1988年经改版后的美新大学排名新鲜出炉，立即赢得了大众的热烈追捧。大众不仅给予该排行榜以“关注”，他们还“使用”它作为自己进行高等教育选择的参照系。这种集体性的个体选择行为，给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早前将此“外行”的排行榜作为笑料的大学校长们，开始不得不重视自己大学在这个排行榜中的排名。因为，一旦排名下滑，来年的申请数就会下滑，而这又会带来再下年排名的下滑，循环往复，于是，大学对美新杂志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市场依赖的依存关系。为了积极配合美新杂志对数据的需求，每个大学的院校研究室（institutional research office）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为该排行榜提供符合他们需求的数据；而且为了迎合美新杂志排名的指标体系，不少大学不惜在学校政策和发展策略上进行大规模的调整。于是，在高等教育的多方博弈中，市场终于找到了一个制度杠杆，闯入了长期秉持“自治”传统的大学组织内部，对其过度关注知识生产而忽视教育市场需求的大学制度格局进行了制衡。过去那种从本科生身上掏钱，压榨研究生，培养教授的大学制度遭到当头棒喝！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虽然问鼎诺贝尔奖的大师不少且各类有影响的学术明星云集，但给本科生授课进行辅导的都是助教和低资历的教师，而且其中不少还是些带着难懂口音的外国留学生。美新排行榜一出，哥大忽视本科生教育的弱点被高调曝光，排名与其学术地位形成强烈反差，严重影响了该校的社会声誉。1992年，新校长鲁普一上任就宣布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本科生教育上，并对学校的两个本科生学院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革。其结果是在他的9年任期内，哥大在美新的排名及本科的申请人数扶摇直上。 美新杂志的大学排名，从一个大众媒体的纯粹商业性操作演变为一种高等教育市场的指引制度，它的成功有赖于对自己行为的公共意义的构建。所谓公共意义的构建是指，一个行为并不仅仅指向自我立场和利益，还将其他利益群体纳入行为框架，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起一种为所有个体所共同认可的行为意义系统及其相应行为准则。当美新杂志把自己的行为定义为“为大众进行高等教育选择提供指引”时，实际上就已确定了自己的“市场利益公共代言人”的定位，它随后以此为依据所设计的完全代表市场需求和利益的评估指标体系，以及以此为准则所建立起的与大学的互动模式，无不体现出它对自己作为大众高等教育指引机构的自我认知，以及对该定位的牢牢把握。正是由于美新杂志对公共意义系统的建构并付诸实施，它赢得了大众的信任，人们将它的排名系统作为自己选择高等教育机构和专业的指南。于是，“大众媒体发布大学排名”和“民众选择入学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两个原本发生在不同社会领域中的单独事件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认可并相互促进的行为链。新制度社会学认为，当一种社会行为模式周期性出现，并被行为者和社会其他成员赋予相似意义时，它就已经制度化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美新杂志的大学排名已不是个别媒体的哗众取宠，它进入了公共领域，并带来一个有共同意义系统的社会行为结构。事实上，它已成为一项有无数个体参与的公共制度。鉴于美新杂志的成功，后又有许多媒体进军大学排名事业，他们纷纷推出与美新杂志定位不同的大学排行榜，比如“性价比最优的大学排行榜”、“最优地区学院排行榜”等等。虽然他们出现的动机不外是和美新杂志竞争该类读者的市场份额，然而客观上却是对美新杂志所始创的“高等教育市场指引”制度的不断补充与完善。
